“自己的脑袋自己用，心热眼明，俯览纷繁世事。不怕鬼，不信神，遇事寻根究底，说话有根有据。这就是一个平凡人深知自己所知不多，却流露自信微笑的奥秘！”
这分明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实则是73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自画像”。和袁老师多接触几次，就会知道他并没有“自吹自擂”。年过古稀却精神矍铄，中气十足
，思路清晰，更让人感染的是他质疑、批判的激情，与年轻人交流起来“没大没小”，全无半点老态；“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睹其人方知西谚之精到。
一位不折不扣的“老青年”！
袁伟时先生治中国近代史。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不知老之已至”的袁老师，每日8小时读书、写作，探索历史之谜，并不时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论，也一再闪现过人的智慧。
对清末民初那段历史，他再谙熟不过。袁老师影响广泛的几本著述，也都聚焦于这段历史。如《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及其增订新版《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等等。
那段清末民初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我们就听听这位“老青年”谈谈那些卓越的“新青年”。
人物周刊：您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吗？
袁伟时：年龄对个人交流不是问题。我与年轻人交往非常自然，有时候还跟他们开开玩笑。人只要平等、诚挚相处，交流就不会有什么障碍。年轻人的知识结构和我们这代人很不同，这是双向的交流；我从年轻朋友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是1950年开始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时代都在革命的暴风骤雨里度过，那是一个不能张扬个性的年代。现在的青年人视野宽、机会多，和我们的青年时代完全不同了。
人物周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年所处的地位如何？
袁伟时：总体来说是受压抑的。虽然也有“后生可畏”等词语，但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讲究尊卑次序，对年轻人的发展很不利，钳制了他们的活力，也钳制了社会的创新精神。
人物周刊：如果比较当下社会与清末民初的社会，从宏观上看，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旧的范式已被打破，新的范式尚未建立。有学者论述，清末民初的转型从社会主体上是由老年中心向青年中心的转型，“五四”一代知识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等都是20出头，至多30余岁的年轻人，更早的梁启超等人，也都在20出头就开始影响社会变革，您能否按时间顺序考察中国近代史上年轻人的作用？
袁伟时：尽管中国社会有尊老的传统，但在历史大转折的年代，年轻人往往冲破常规脱颖而出。近代中国正好是这样的转折年代。李鸿章，1823年出生，19世纪60年代开始独立率兵出征，做统帅时才不过30多岁。李鸿章很重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淮军很快超过了湘军；其后又和曾国藩一起派幼童出国留学，开办学堂和工厂，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即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加紧进行内部的改革，是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的开创者。
他是当时新知识汇集的中心。幕僚中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人。他办了那么多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企业、学堂、海军等等，不能不用知识崭新的新人。1880年，他在天津创办水师学堂，第二年5月便任命英国留学归来才26岁的严复为总教习(教务长)，几年后提升为监督(校长)。这些年轻人帮助李鸿章更新了知识。19世纪70年代，派去法国的留学生马建忠，特地写信向李鸿章报告：西方现代文化的基本观点是“人有自主之权”。1889年李鸿章为上海格致书院征文比赛出的题目，是评述从亚里士多德、培根到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西方学术源流。要是没有年轻人，李鸿章的思路不会这么宽。
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思潮兴起，年轻人自觉地大规模地登上政治舞台。康梁是这次运动的主角。康有为1858年出生，1898年戊戌变法，康有为正好是40岁。梁启超更年轻，1873年出生，才二十出头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下一首词：“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青春热血洋溢，现在读来仍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梁启超是年轻有为的典型，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开启了一个推动中国人知识更新的新时代。他先后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和《国风报》，传播新知识，提倡宪政、道德革命、史学革命、语文变革；内容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新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作了初步的分析整理。他的书被誉为当时的新知识百科全书，从清末到民初，从青年士子到官僚，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包括毛泽东、胡适、郭沫若等人都公开或暗中读他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启蒙大师。国家的变革，归根到底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他的工作可说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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