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若干历史阶段，始终都存在着“保守与激进”两种思想势力，二者长期处于矛盾对立状态，总体上说，保守与激进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它们各自都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但近年来，学术界存在着日益否定激进主义而肯定保守主义的倾向，您对此如何看？
袁伟时：我认为对激进主义的反思是正确的。中国近百年的道路为什么走得这么艰难，一个固然是因为历史包袱太重，二就是因为有些年轻人太莽撞，经验不够，而且一般推动变革的人都比较极端。比如康有为、陈独秀，在历史上也起过不好的作用。1998、1999年，我先后写过两篇文章(《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和《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讨论这个问题。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康有为有很大责任：1、提出要剪辫子、改年号，肆意挑战统治阶层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实则无关宏旨的符号。2、建议大量精简原有衙门，弄得一大批人惶惶不可终日。3、编造经不起推敲的伪经说，把士大夫阶层安身立命的典籍扔掉！同时把自己装扮成当代孔子；从而把愿意改革的潜在同盟者拒之门外。4、蓄谋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直接触发慈禧反击，发动政变。缺乏实际政治经验而又胆大妄为，毁掉了改革事业。
陈独秀有时也有造反派那种莽撞、极端的劲头，让人哭笑不得。1919年6月，他手无寸铁，居然草拟并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解散原有军警，由市民组织保安队等夺取政权的主张，号召市民“直接行动”，结果被抓去坐了3个月的牢。
人物周刊：您觉得年轻人容易犯哪些毛病，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袁伟时：青年人一是不要极端，莽撞；二是不要被狭隘的民族情绪所左右。爱自己的国家，就是要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走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这是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必由之路和最重要的制度基础。爱国要有理性，要有反思精神，一个没有反思精神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爱起国来向来有个毛病，就是盲目自大，盲目排外。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为此吃过大亏，错过很多发展的良机；现在刚见到一点建设的效果，离现代化和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这种风气又抬头了。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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