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清末年轻人的作用有没有其他突出的例子？
袁伟时：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时都不过二三十岁。
人物周刊：能不能说清末的变革中年轻人起了主导作用？
袁伟时：这样说太简单化。例如清末新政这样的影响深远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年轻人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起到主导作用。要具体分析，总体上看，说起了重要作用比较确切。
人物周刊：辛亥革命后的情况呢？
袁伟时：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权，起用了很多年轻人，有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教育部几乎有一半的人是年轻的“海归”。顾维钧(后来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外交总长、国务总理)二十多岁就成了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助手。这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崭露头角，有的一直活跃到四五十年代。顺便说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政治并不清明，但没有出现大批留学生滞留海外不愿归国的情况。原因非常简单，他们不但在百废待举的祖国，比较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尊重知识阶层，更不用说留洋归来的知识精英了。他们的物质待遇固然高，身上更没有“原罪”烙印，不会受到千奇百怪的折磨。
从1912年到1927年，也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初始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期，有一群年轻人推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变革，打造中国现代学术，可以说是群星荟萃。这就是通常说的新文化运动。鸦片战争前后，一批先驱被中国朝野上下的蒙昧无知所震惊，便以各种方式致力于传播介绍现代文明。这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甲午战败后进入第二阶段，特点是空前的亡国、瓜分危机推动群众性的启蒙浪潮连绵不断。辛亥革命，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知识精英们深感名不副实，必须进行思想补课。于是，以人权和科学(1919年起改为民主与科学)为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胡适。读读他们当年的文章，有历久弥新之感。
科学精神的宣扬和科学事业的开创都是年轻人的功劳。任鸿隽主持的《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起了很大作用。丁文江曾留学英国7年，1913年26岁的他在袁世凯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任地质科科长，和北大合作，统一规划人才培养和田野调查，聘请著名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在丁文江一手经营下，不但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杰出的地质学者，而且很快便使中国的地质调查成果和研究工作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1936年1月他在湖南进行地质调查时因煤气中毒不幸英年早逝。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撰文痛悼这位同行：“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划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
人文方面胡适影响最大。他继梁启超之后更全面地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小说史。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想到中国文字表达和文学应该改革。1916年，26岁的他赋诗言志：“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几年后，豪言壮语成为现实。《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他也功不可没。20年代后，新文化运动阵营开始分化，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胡适则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本来宗旨。
史学的两大流派均由年轻人建立，一是傅斯年强调历史研究要从史料做起，他的名言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另一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强调“层累创造历史”，许多传说层层加码，必须清除积垢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傅斯年20来岁办《新潮》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仅次于《新青年》，他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风头很健。出国留学6年，1926年归国受聘在广东中山大学执教，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30岁就成了开创一个学术流派的宗师。
人物周刊：为什么在此阶段年轻人的表现如此突出？
袁伟时：这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所谓“时势造英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年轻人就容易出头，担当“小鬼挑大梁”的角色。
从客观环境分析，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比较自由；北洋政府又是武人当权，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办事，所以尊重知识分子，尊重年轻的海外留学生。虽然也有过杀害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的可耻记录，如著名记者邵飘萍，但是总的来说，在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前，是20世纪言论自由的年代。
还有就是年轻人自身的知识结构。那一代的年轻人虽然也是从四书五经走过来的，但是因为他们年轻，所以敏锐、接受新事物快，容易更新自我，外语水平较高，了解国外的政治、法律、历史和文化；大量留学生回国，在国外所受现代学术训练和熏陶也使得他们能轻易地从传统中跳出来，怀着满腔热情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
中国青年的特点向来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种使命感的推动下，他们的勃然兴起是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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