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相丑陋，出身卑微，一辈子都梦想着出人头地。他生性敏感，饱受摧折，不敢谈婚论嫁，到头来反被视作同性恋。他的童话是给全世界孩子们的最好礼物，但在大部分人眼中，他仍然只是一个有趣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这样一个外表古怪，内心忧郁的安徒生，又是如何写出了如此灿烂的纯真梦想？
1874年，也即安徒生去世前一年，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出自一位美国女学童之手，随信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登载着安徒生身体病弱及所谓穷困潦倒的报纸剪报。没多久，别的孩子也开始寄来小额钱款，用以偿还费城一家报纸所谓欠这位丹麦作家的“儿童债”，后来，连美国大使也亲自给他送来了200个丹麦银元。 还没有穷得揭不开锅的安徒生想加以阻止。他写信给发起这一慈善募捐活动的《费城晚报》发行人吉布森·皮科克，说他尽管很乐于见到“我以小语种所写的故事能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读者”，并且为如此多的美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来帮助他这个老作家”而深深感动，可他确实不需要也不能够接受这些礼物。他写道，现在他感到蒙羞，而非自豪和感激，而某种满足感已经抵销了安徒生的困窘。
安徒生终其一生都梦想出人头地，能被视作真正的艺术家，有时侯这种渴望可以战胜一切。“我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这也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我觊觎声名和荣耀，与守财奴觊觎金子如出一辙，”这是他30岁出头那会儿写给朋友的信。而今他已69岁，其声名远播之广，美国报纸搞的活动可资证明。他也许比其他在世的作家更为知名，而国际性的声望通常建立在其他名人的陪衬之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便得到广泛传诵，尽管其方式并不总是合乎他的本意。像《拇指姑娘》、《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和《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故事，早已有了大量译本，其中也包括把原作糟蹋得面目全非的粗劣译文。比如说恶名昭著的玛丽· 维特（Mary Howitt）， 一个不懂丹麦语的英国女人，其翻译完全仰赖于德文版。另一位英国译者卡洛琳·皮奇则整段整段地大删特删。不过还是出了一些较好的版本，特别是在美国。如让·赫绍特（Jean Hersholt）的译本，这位丹麦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明星。安徒生去世一百多年后，其文学影响力反而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莫依亚·希勒的电影《红舞鞋》比安徒生的原著还要出名。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电影及和卡通片 可以在任何一家“巨弹”连锁店里租到，迪斯尼公司还执意重写安徒生一些最优美的故事，为年轻观众加上幸福的结局。总的说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安徒生被公认为一个美丽童话的有趣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在29岁那年画的一幅肖像中，安徒生戴高领，留小胡子，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但是后来拍的许多照片——难看，别扭，冷漠和忧伤——似乎更接近安徒生的真实状态。“要我说，安徒生的日常状态就是悲伤，”乔纳斯·科林（当时丹麦皇家剧院的导演。）的儿子爱德华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安徒生的作品也反复透露出零零碎碎的暗示：社会冷遇，性挫折，以及对往事有朝一日会将其吞没的恐惧。
终其一生，他都无法摆脱在斯莱格思（Slagelse）文法学校四年生活留下的噩梦。他在那儿吞咽着失败的恐惧，受到毫无同情心的校长的虐待，并被强令停止他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他曾给自已在哥本哈根的赞助人P．F.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去一封充满自怜情绪的信，伍尔夫太太复信说：
你麻烦起朋友来实在是不遗余力，我难以相信这样做能令你好过一些——你对自己——你自己——一贯强烈关注的最终结果便是——你认为你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岐途。
但安徒生已无法自拔。他发誓要当个大作家——像奥伦施拉格（Adam Oehlen schlager，1779－1850，丹麦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那样的大作家。 1826年，这位成熟的21岁学生写了首甜腻腻的诗，名叫《垂死孩童》，诗中写道，“母亲，我累了，我想睡了，让我歇息在你的心畔。”第二年，这首诗在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结果大受欢迎。三年后，哥本哈根的大文阀J．L．黑伯格创办的一本文学杂志选登了安徒生的幻想散文《阿马格岛漫游记》的部分章节后，其作品再次风行一时。这使安徒生头一回尝到备受公众瞩目的滋味，但英格曼（B．S．Ingemann，1789－1862，丹麦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不久便指责他讨好“七嘴八舌、浅薄浮躁的读者”，这简直让安徒生大惊失色。
安徒生也很想讨好另一种读者：与他同时代的名人们。1883年，他首度游历巴黎，当年他年方二十有八，在丹麦以外还很少为人所知，他直接 登门造访雨果，吓了人家一跳。这种几近狂热的追星举动才刚刚开始，他这辈子还和这些人拉上了关系：李斯特，大小仲马，巴尔扎克，门德尔松， 格林兄弟（人们经常把他和他们相提并论），海涅——他视安徒生为趋炎 附势之人（“他的举止显出了那种王子们喜欢的摇尾乞怜的奴态。”）， 还有舒曼，罗西尼，有“瑞典夜莺”之称的珍妮·林德，瓦格纳，以及狄 更斯。
安徒生渴求引人注目，但他一直租房独居。也有女孩子迷恋他，通常 是朋友们的女儿，珍妮·林德尤甚。但任何事情只要一和性沾上边儿，他 便勇气尽失，女人们和她们的胴体总是让他惊惶失措。
1834年初，他在日记中写到参观画家艾伯特·库池勒的画室的经过：
我正坐着，一个约摸16岁的年轻模特儿跟她妈妈一块到了。库池勒说 他想看看她的乳房。那女孩儿因我在场而稍显局促，但她妈妈说，“磨蹭 啥，磨蹭啥！”，随即便解开她的衣服，尽数扯到腰部以下，她站在那儿， 半裸着，皮肤很黑，胳膊也有些过于细弱，但那乳房美丽，圆润……我感 到自己的身体在震颤。
他的日记在描写自己的身体时也令人吃惊地坦白。“阴茎疼”或类似 的记录比比皆是，旁边加上十字状的标记，表明他手淫过了。快30岁时， 他去意大利旅行，期间写道：
我热血沸腾。头痛。血涌进我的眼睛，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驱使我走 出门外——我不知自己要去哪儿，但是我……坐在海边的一块石头上，涨潮了。红色的火焰沿维苏威奔流而下。我往回走时，两个男人跟了上来， 问我要不要女人。不，不要！我大喊，然而回家一头扎进了水里。
1901年，有位丹麦作家托名艾伯特·汉森，在一家德文杂志上提出安 徒生是同性恋。此后，研究者们就此问题展开的辩论已显冗长乏味。作为 一个成年男子，他偶而也会像对女人那样对男人着迷，最明显的例子便是 舞蹈家海拉德·沙夫。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安徒生始终保持着童子之身。 不管怎样，他都是19世纪一个真真正正的孩子，他的小说和剧本尽管本意 是为成人所写，但也极少以超出当时标准文学修辞的形式去触及性欲—— 顶多是些颤抖的嘴唇和有礼有节的拥抱而已。
在安徒生于1875年以75岁高龄去世之前，他已得偿所愿，大获全胜。 别的作家也对他喜爱有加，其中包括萨克雷，易卜生和朗费罗，他跟他们 都有通信联系。他一度和狄更斯过从甚密，但他们之间的友情竟以恶言收场。布雷兹多夫是这样记述的， 1857年6月，安徒生应邀前往狄更斯在肯特郡的乡间居所，在那儿一呆就是五个礼拜，几乎让主人疯掉。狄更斯的女儿凯特后来回忆，他父亲最终摊牌说：“汉斯·安徒生在这屋子里睡了五个星期——好像要跟这个家永远过下去了！”
狄更斯随后便与他断交——而安徒生到死也没明白个中缘由。
安徒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奥登塞因其声望而名扬四海。拜访者纷至沓来，向他表示敬意。他成了欧洲皇室的宠儿。他摆好姿势让人为他塑像。 但是，比起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甚至汉姆生和J．P．雅各布森，安徒生仍被视为最难以捉摸的艺术家——一位全然用小语种写作的文学大师——还有，不知何故，这位 最悲观的男士继续遭受着打击，他深信任何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甚至正当 盛名之时，安徒生也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所受的打击：那纯粹来源于一种 无因的恐慌：
一个肮脏的肓流站在泉边。我有种感觉，他可能认识我，并且可能会 告诉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我是个得到高升才进了上流阶级的贱民。
那时正是美国学童对他大发善心的1874年，他身患重病。一年之内，他便要因肝癌而死去。但是，即便在他弥留之际的这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他都与犹太商人莫里茨·梅尔考斯一家呆在一起，此人一直在照顾他） 他乐于，甚至渴求会晤任何寻访者。而且，在这些谈话中，人们依然可以 感受到他的可爱、虚无、对别人赏识的令人心碎的渴望。当时年仅23岁， 也不会说丹麦语的英国文学记者和评论家爱德蒙·高斯，后来写了他如何 在门口遇到“一位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 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能从他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美国领事G．W．格里芬好像记不得安徒生身体上的病痛了。“我拜访 他时，”格里芬在1875年写道，“交给他一封西斯特先生（一位诗人朋友）寄给我的信，请他为他的自选集抄点他喜欢的诗句。”安徒生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划拉了几下，上书：“致L．J．西斯特先生。人生是最美的童话。此致。H．C．安徒生。”接着，他拉着格里芬的手说，“告诉朗费罗先生，说我病得厉害。”格里芬是带着明显的，几乎是洋洋自得的满足感来描述这一场景的。不管是他，还是安徒生在去世前那几个月里同意会见的人，好像都没有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们自己还不急不忙地登门讨扰呢。
原载于《纽约客》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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