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河南的法庭判决处罚深圳的派出所，这一判决能不能有效地执行？美国法庭在判决书里，首先会对自身是否拥有该案司法权作出一番论证，以保证法庭审理和判决有足够坚固的法律依据。法庭有坚实的法律依据，社会才会信任法庭是公正的；由社会信任，产生对司法判决的尊重，才不会有执行难的问题。
深圳市的一个派出所在其辖区大街上挂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歧视性横幅，荒唐却一点不叫人奇怪。因为在我们国家，历来缺乏“区别对待就是歧视”的常识。荒唐归荒唐，终于还是有两位河南籍公民到法院去告了他们一状。
这两位河南籍公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由自主地说了不少有关“家乡声誉”的话。在我看来，这都是和民事诉讼没有关系的“大话”。被告的歧视性横幅，其错谬显而易见。作为政府执法机构及其官员，理应受到一定的处罚。但是，这完全可以是内部的行政处罚。走向司法解决，就不一样。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横幅的对错并没有必然关系。民事诉讼是伤害求偿。法庭能管的，是原告个人受到了伤害。要能拿出证据，向法庭证明，深圳派出所的行为是对原告本人，而不是别人，更不是对什么抽象的家乡声誉造成了伤害，被告必须对这种伤害负责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样的歧视伤害诉讼，要打赢官司并不容易。并不是所有荒唐的错误、可恶的歧视性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惩罚，因为要在法庭上证明这种行为造成伤害，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该不该告和能不能告赢，又不是一回事。深圳派出所敢这样做，也许就是他们认准了，没人会告。在深圳打工的河南人，在他人地盘谋生，哪敢和执法派出所过不去。而在河南的几千万河南人呢，即使得知而感到受了歧视，也不会为此坐火车到深圳来讨个说法。现在有人站出来告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此案的第一个意义是，它把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明确提了出来。深圳派出所伤害了河南人，应该是河南的法庭管，还是广东的法庭管，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紧连着法庭判决的执行。如果河南的法庭判决处罚深圳的派出所，这一判决能不能有效地执行？美国法庭在判决书里，首先会对自身是否拥有该案司法权作出一番论证，以保证法庭审理和判决有足够坚固的法律依据。
法庭有坚实的法律依据，社会才会信任法庭是公正的；由社会信任，产生对司法判决的尊重，才不会有执行难的问题。此案的第二个意义是，它让大家看到，法院必须从地方政府中独立出来。这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此类民告官案件，如果没有完整的司法权威，等于虎口拔牙。即使有了第一次，也不能保证第二次。民告官就成不了气候。没有民告官的制约，就还会有歧视的横幅当街挂出来。
此案之发展，输赢还没有开始，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我国的司法权威。媒体报道，两地有关部门已经针对此事进行磋商。这是两位公民和深圳一个派出所之间的民事诉讼，从法律角度看，和政府的关系应该不大吧？又据报道说，受理此案的法院院长说，两省如果磋商好了，不通过诉讼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此案有可能撤出诉讼程序。
这一说法堪称荒唐。明明是两个河南人和深圳一个派出所的民事诉讼，和政府的关系并不大，后者怎么可以撇开当事人，协商摆平呢？在这里，法院的职责又是什么？法院院长怎么可以公开表示，如果有关领导发话，本庭就不审这个案子了？这是否又是害怕民告官的又一种表现？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派出所，能不能告赢也还不知道，告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各地做错事的政府部门有的是，而受伤害的百姓不少又选择了忍气吞声，这可能正是腐败现象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抑制腐败的正途是提供民众进行司法抗争的制度，让民众手里有安全的民告官途径。我们实在没必要害怕民告官。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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