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4月13日至15日，在四川内江进行了一场引人瞩目的公审。受审者是原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后任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高勇，起诉罪名是受贿罪。其案虽然尚未宣判，但检察机关已建议判处其死刑。
这次审判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高勇曾有一份令人惊叹的简历：大学毕业后一年时间便实现从科员到科长的“三级跳”，然后30岁正处级，31岁副厅级，35岁正厅级。2004年8月2日——这一天，是高勇“政治生涯”定格的时刻，此时，他刚刚度过了39岁的生日。受贿共计1113万余元，另有930多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一颗政治明星，就此陨落成为一颗“流星”。
又一只“蛀虫”被挖出，按理说，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面对此案，笔者却难以摆脱沉重。一个问题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如此政治“流星”，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笔者认为，高勇事件是个难得的标本，它折射出了商界、官场和学界三处的积弊。
首先，高勇捞钱之易，及其对股市破坏力之大，让人心惊肉跳——比如，只因高勇的一次“高抬贵手”，本不符合条件的托普集团得以顺利增发了一次新股，从股市“圈钱”十几亿元，高勇也因之拿到83万余元。“圈钱”十几亿元才给了83万元，那么这么多的黑钱究竟酿成了多大的股市之灾？再说严重些，这又怎样地扰乱了金融和经济秩序？
其次，高勇奇迹般的升迁路径，也颇有剖析价值。熟悉他的人说，高勇做事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对有权者努力讨好”，“认为（与领导）把个人情感联络好了，啥事都有自己的好处，因此就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这上面，从而走入歧途。”我相信，这话很实在。不过反过来想，这话要放在高勇“出事”前说，也许就不是这样子了——那肯定不是说“走入歧途”，而会是“走上金光大道”。据悉，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毕业1年后才能转正，至少需要14年～18年时间才有可能担任副厅级干部，但高勇毕业1年后就完成了“三级跳”，到副厅级也只用了9年，“规定”从一开始对他就不起作用。为什么？联系到上述知情人的分析，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再次，除了一份让人惊叹的简历外，高勇同样有一份令人吃惊的学术成果清单：31岁拿到博士学位，10余年时间内，他竟然在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取得研究员职称，成为3所大学的兼职教授。照此看来，如果高勇的“学术成果”都是“真材实料”的话，他简直是比爱因斯坦还伟大的天才！
因而，高勇这颗“流星”，实际是由扭曲的用人方式、媚态十足的学界环境、黑幕重重的市场潜规则共同促成的，他的人生悲剧，反映了我们的制度还有亟待健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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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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