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岗警方挂出大字横幅，表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这只是诸多社会歧视的一次局部显影，它之所以引起了社会震动，很可能与那些飘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字横幅有关。
然而，在工作、学习、求职等一系列生活场景下，还有更多的社会歧视（性别、年龄、身高、户口等）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明明可以感觉到它的坚硬度，甚至会有人因此碰得头破血流却束手无策。这种隐含的“社会歧视”，社会学界将其形象地称为“玻璃天花板”。
遗憾的是，我们现行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消除歧视的有力途径。两位河南籍原告诉称，深圳龙岗警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宪法》中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但要把它解释成“禁止对公民进行身份歧视”，似乎有些勉强。此外，《宪法》只在“信仰自由”一条中提及，“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其他再无“禁止歧视”的明文规定。退一步讲，即使《宪法》有些明文规定，单凭《宪法》来完成消除歧视的任务，也是远远不够的。
除《宪法》之外，在国家其他法律的层面上，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禁止歧视公民”的专门立法。由于无法可依，行政、司法等政府部门没有得到“消除歧视”方面的法律授权，相关的职权与责任都不清楚。因此，一旦公民受到歧视，即使政府部门愿意出面主持正义，也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制度鸿沟”。只有靠一方主动让步，或者双方协商“私了”，否则，社会歧视的受害人很难求助于行政和司法救济。这样一来，近几年不时出现的“考公务员受歧视”、“入学受歧视”、“找工作受歧视”等报道后来都泥牛入海的原因，就很好解释了。
笔者曾在香港政府实习半年，对港府“消除歧视”的做法印象深刻。在香港，政府有专门的立法，明文规定在教育、雇工等方面，禁止对公民进行“一切的身份歧视”政府部门中专门设有“平等机会委员会”，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可能出现的歧视现象主动进行监督，并受理公民因为受到歧视而提起的申诉，支持公民向法院提起“反对歧视”之诉。而对司法机构来说，经过法律的授权，法院有权对涉及“公民歧视”的案件行使管辖权并依法做出裁判。这就能从法律规定、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等一系列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消除歧视”的制度安排，有效地保障了公民平等权的真正实现。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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