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至15日，在四川内江某礼堂进行了一场引人瞩目的公审。受审者是原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后任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高勇，起诉罪名是受贿罪。其案虽然尚未宣判，但检察机关已经建议判处其死刑。
这次审判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高勇曾有一份令人惊叹的简历：大学毕业后一年时间便实现从科员到科长的“三级跳”，然后30岁正处级，31岁副厅级，35岁正厅级。2004年8月2日——这一天，是高勇“政治生涯”定格的时刻，此时，他只不过刚刚度过了39岁的生日。受贿共计1113万余元，另有930多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一颗政治明星，就是因这几个冷冰冰的数字而陨落而成为 “流星”了。
显然，无论判处死刑与否，从“政治前途”的意义上讲，这位曾经如日中天的政坛明星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的“政治生命”已然结束。
又一只“蛀虫”被挖出，按理说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面对此案，笔者却怎么也难以摆脱沉重之感。一个问题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如此政治“流星”，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这颗蹿升既快跌落也忽的“流星”，“映照”出了什么？仔细揣摩之后，笔者认为高勇事件是个难得的标本，因其同时折射出了官场、学界和商界三处的积弊。
首先，高勇捞钱之易，以及其对股市破坏力之大，让人心惊肉跳——比如，只因为高勇的一次“高抬贵手”，本不符合条件的托普集团便得以顺利地增发了一次新股，从股市“圈钱”十几亿元，高勇也因之拿到了83万余元。而公诉机关指控，高勇在证监会工作其间，“英豪科教给了他90万元，在泰港集团刘邦成处拿到160万元，禾嘉集团18万元”，而从导致案发的世纪中天拿到的是120万元——天啊！“圈钱”十几亿才给了83万，那么这么多的黑钱究竟酿成了多大的股市之灾？再说严重些，这又多大程度上扰乱了金融和经济秩序？
上市公司都是如此“大手笔”地行贿，而一个厅级干部也便能如此为害四方，怎不让人心惊肉跳！
其次，高勇奇迹般的升迁路径，也颇有剖析价值。熟悉他的人说，高勇做事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对有权者努力讨好”，“认为（与领导）把个人情感联络好了，啥事都有自己的好处，因此就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这上面，从而走入歧途。”我相信，这话很实在。不过反过来想，这话要放在高勇“出事”前说，也许就不是这样子了——那时肯定不说“走入歧途”，而会说“走上金光大道”。据悉，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一年后才能转正，至少需要14年－18年时间才有可能担任副厅级干部。但高勇毕业一年后就完成了“三级跳”，到副厅也只用了9年，“规定”对他从一开始就不起作用，为什么？联系到上述知情人的分析概括，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再次，除了一份让人惊叹的简历外，高勇同样有一份令人吃惊的学术成果清单：31岁时拿到博士学位。而且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10余年时间，他竟然在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取得研究员职称，成为三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我没有读到过高勇的“成果”，也没有见过对他“学术水平”的权威评价，但我们可以做道算术题，10余年时间发表论文317篇，算下来基本上是每月三篇的样子，然后还能每年“参编”或“独著”两本书。而且，这还都是在“高勇的工作汇报材料特别多，每天向领导上报的文件少则五六份，多则七八份”的情况下完成的。照此看来，如果高勇的“学术成果”都是“真材实料”的话，他简直是比爱因斯坦还要爱因斯坦的天才！
谁信呢？反正我不相信！但是，这些学术成果，却成为高勇在政坛一路攀升的重要筹码。
因而，高勇这颗“流星”，实是由扭曲的用人方式、媚态十足的学界环境、黑幕重重的市场潜规则所共同促成。其人生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世象的集中折射。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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