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政治改革要破冰而进
“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都是政治权力行使的问题，都是政治体制和机制运作的问题，因而也都是要靠政治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
昨天（11月15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同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时说道：“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下大气力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在走上治国安邦的岗位时，向公众、也是向全体中共党员发出的明确告示。“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不仅危害执政党的执政质量和执政地位，也危害着一个国家立国的国本和执政官员为官的官本。实践已经证明，上述这些问题不解决，民无宁日，官无宁日，国无宁日。
显然，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直面上述这些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回避问题，掩饰问题，对问题视若无睹，把问题大事化了，只会贻误时机，积累问题，增加问题爆发时的烈度。因此，“下大气力解决”的宣示，实则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说明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下一般气力解决不行，下小气力解决更不行，而是“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常识告诉人们，“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都是政治权力行使的问题，都是政治体制和机制运作的问题，因而也都是要靠政治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下大气力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实际上就是下大气力进行政治改革，把政治改革扎扎实实地推向前去。
下大气力推进政治改革，就是要提高政治改革的效率。提高政治改革的效率，就是要在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上见到明显效果，在遏制腐败风气在官场蔓延、在社会蔓延上取得令公众满意的结果。最近一些年来，一直有论者声言，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止，一直在向前推进。若此，相较于腐败程度的日趋严重，则说明一直在进行着的政治改革的效果不彰，方式、方法以及路径都大有改进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上取得实际进展。
政治改革，是中国全部改革的核心问题。因为政治改革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是涉及到利益调整和分配的问题。权力问题，历来是国家政治中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过后，社会的利益分配及其结构，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及时得到调整，因而没有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留有足够的结构空间。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长成就越大，社会矛盾反而越激化的现象日益突出。“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不过是这种利益结构的一个现象化的表征而已。
利益结构的板结趋向，是政治改革所要遭遇、但却必须面对的难题。政治改革必须进行、必须破冰而进的道理就在于，政治改革，就是要“溶解”板结的利益，对所要调整的利益进行以“最大公约数”为底线的重新安排和调整。这样的改革，是“有商量”的改革，是保证各方基本利益基础上的改革。而如果这样的改革进行不了，进行不下去，政治改革面冰而停、甚至临冰而退，那么，结果就是板结的利益结构不是在“溶解”的基础上被“有商量”的重新分配和调整，而是被没有商量的击碎。
因此，政治改革必须进行、必须破冰而进的根据，就是为了避免板结的利益结构被击碎而不是被“溶解”局面的出现。
延伸阅读：
人民日报：从“代表提案制”看改革路径
改革不是“变魔术”，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所有的制度都建立起来。评价一项制度的价值，就是要看其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回答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
回顾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这项制度的产生发展，可以看到推行改革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路径。许多制度创新，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而经过试点、逐步推开是积极稳妥的选择
当前，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热潮正在掀起。回顾大会期间的热点和亮点，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从代表讨论、媒体关注到网友热议，都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
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这次是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新部署、新要求。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进行梳理，就能看到，这里的“新”不是突然、孤立出现的，其有着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在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据相关报道，截至2012年10月，27个省（区、市）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的实施办法；365个市（州）、2684个县（市、区）探索建立了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和提议、调查研究、列席党委有关会议、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等配套工作制度。
这说明，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在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方面，一些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套规则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十八大报告对此进行总结，推动实行，变成全党的行动要求。回顾这项制度的产生发展，可以看到推行改革的一条比较成熟的路径。
改革不是“变魔术”，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所有的制度都建立起来。评价一项制度的价值，就是要看其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回答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正是对新时期广大党员权利意识发展、参与诉求增强的积极回应，通过制度创新保障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制度化、常态化，可以说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具体体现。与这项制度类似，我们的许多制度创新与改革，都是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要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顺应广大党员群众新期待、新要求，具有针对性。
在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的中国”实行一项新的制度，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践基础。许多地方的情况说明，书面上被论证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一时行得通的，时间长了未必行得通。因为不少经验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限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局部环境中，时空条件变了，推行的结果可能就是“南橘北枳”。所以，一项新的制度和做法，采取经过试点、逐步推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实施，无疑是降低成本、化解风险、提高效率、优化效果的选择。同样，对试点也要及时作出科学总结，否则试点就可能碎片化，造成资源浪费。
相信随着党代会代表提案制的实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会总结出新的成果、新的经验，可以更好地回答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推动落实，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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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改革须只争朝夕 从没垃圾时间
如果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真想在任期内在推进改革上有所作为，是不会有垃圾时间的，只会争分夺秒地用手中的权力为公众谋福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甚至越到最后越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做点儿实实在在的事。
近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一次让舆论看到了中央政府在推进限权改革上的决心和魄力。不仅取消了很多行政审批项目，更具突破性的是，为了防止行政权的扩张和新审批的滋长，一刀切地规定了“两个凡是”：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这样的改革是大刀阔斧的，如能落到实处，等于在“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关键改革上迈进了实质性一步。一直以来，这届政府和高层都在竭力推进各项改革，就看近段时间的作为，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捍卫限购政策和挤压楼市泡沫，一次次地遏制地方放松调控的冲动；冲破地方的软硬阻挠，推进高速公路的假期免费制度，将被收费站绑架的高速还路于民；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通过各种途径减税让利，敦促地方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和财产公示……
中国的改革，就需要这样的只争朝夕。不改革，日新月异的世界不会停下脚步等待中国；不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不会主动让出利益；不改革，许多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会不断激发，累积的戾气和怨气在突破临界点后会有一天突然不可收拾，爆发社会危机；不改革，一直潜伏在中国社会中的文革余孽也会兴风作浪，使中国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社会发生倒退。稳定是人心所向，但稳定不是“维持现状”，而应该是在改革中追求动态的稳定。
相比中央政府只争朝夕的改革态度和行动，某些地方政府显然非常消极，甚至因为换届的因素，而过早地使自己的任期进入了“垃圾时间”。在美国NBA的比赛中，双方分差悬殊，落后方已经不可能将比分追赶上来，这时可能会把主力换下来，双方用替补队员把比赛打完，这段时间称为垃圾时间。官员是有任期的，政府是按“届”计算，所以，一届地方政府一个任期正如一场有时间限制的体育比赛，很多地方官员也有强烈的“垃圾时间”意识，在不同的时间段上有不同的表现，最后时段常被认为是仕途前行中的垃圾时间——不去积极争取，而是消极保守地维持现状，观望，维持，不作为，等着换届后再做事，等着任期一结束顺利地走上一个心仪的官位。
如果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真想在任期内在推进改革上有所作为，是不会有垃圾时间的，只会争分夺秒地用手中的权力为公众谋福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甚至越到最后越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做点儿实实在在的事。可有些地方的官员早没了这种“为民”意识，而是一切以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为中心。有利则争，无利则推，民利则夺，对自己升迁有利，就以“谁影响嘉和一阵子，就影响谁一辈子”的蛮霸作风去拼命推行，当到了一个微妙时段之时，就会以“我走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自私心态去敷衍。改革还是不改革，怎么改革，一切围绕是否有利于“个人仕途”。
这导致了某些官员“为官一任”的行为周期律。刚上任时，为了向上级证明，总会折腾出一些动静来，都会喊出一些诸如“几年大变样”、“建设新某某”之类的宏大口号，大拆大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多出在任期前一两年。然后在任中，地卖得差不多了，财政也透支得差不多了，拆迁也制造了很多矛盾，为了吸引眼球和转移视线，会在推进改革上做一些姿态，赢得一些掌声。任期的后期，基本上就进入改革的垃圾时间了，改革要触碰利益，他们不愿得罪人；改革有可能形成公共事件，引起争议，隐藏着变数和风险，他们担心这种争议影响自己仕途；而且，那个时间某些一心想着“往上走”的官员开始跑官要官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改革。
他们只想着维持现状，觉得“不出事就是好事”，认为“不引起关注就是成功”，问题再多、矛盾再突出也都是下一任的事情了。很多地方所以多年来一直难以脱贫，难以获得发展，就跟这种周期律下的乱折腾有关。为官一任，仅仅只是向上走的一个跳板。
改革在某些地方进入“垃圾时间”，有很多看得见的表现。
比如，这两年“官员怒斥”的新闻少了。前几年，经常看到一把手怒斥一些老大难问题，怒斥官员开会时睡觉，怒斥拖欠农民工血汗钱，怒斥败家子工程，可现在很少了。当然，问题不是靠一把手官员“怒斥”可以解决的，但怒斥起码表现了一种想改变现状和励精图治的血性和冲动。
还有，这两年关于“个性官员”的报道少了。以前，地方上还经常露出几个很有个性的官员，个性表现在敢言敢作为敢负责任，敢于触碰既得利益，敢于向官场潜规则开刀。这样的官员可以数出一大串，潘岳、仇和、李金华、张保庆、吕日周等等。当然，改革不能寄望于个性，但这些个性官员还是让公众看到了体制内改革的动力。可这两年媒体视野中似乎很少见到个性官员了，仇和升官了，李金华退休了，潘岳很少说话了。这见证了一些地方和领域在改革上趋向保守。
更清晰地看到的是，某些地方的改革近乎停滞了，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前几年不少地方都积极试点，也迈出了不小的步伐，可前段时间媒体追访时发现，很多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试点都是昙花一现人走政息，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浙江慈溪都曾在财产公示上迈出过实质性的一步，掀起很大的舆论波澜，可一时热闹后很快陷入停滞，新疆阿勒泰从公示变为“只有申报，没有公示”，某些地方纪委称“早就不搞了”。
改变某些地方官员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垃圾时间”意识，让他们珍惜在任的每分每秒，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打破官员在任期下的行为周期律，是一个亟需破题的大问题。
新京报：积极稳妥政改 回应民意期待
政治体制改革当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邓小平当年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曾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十八大报告强调“五位一体”，所谓“一体”，就清楚地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应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建设保持同步。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大篇幅的论述。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对此，十八大报告指出了具体目标，包括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比例；拓宽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等。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是执政党的施政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十八大为契机，当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回应民意期待。
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并列，提出“五位一体”，意义重大。从过往的改革实践看，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实力大为增强，民众收入普遍提高，经济要素配置也得以优化；文化体制改革则方兴未艾，正在向着纵深推进；社会建设方面也逐步破除了以往的管制思维，社会组织发育迅速，公民社会茁壮成长。还有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强调“五位一体”，所谓“一体”，就清楚地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应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建设保持同步。
这是因为，其一，政治体制改革关乎改革发展的全局，是深化各项改革的制度基础。没有对权力的约束，就不可能有权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实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可能进行到底。只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那些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才不会再度丧失。
其二，“五位一体”中的各个方面也相互交织、渗透，并非简单的单线突进。经济体制改革自不待言，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政府行为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以社会建设来说，其中涉及的公民社会、基层自治乃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化解等方面，无不与公共治理与权力运行有着深刻的关联。
此前，有学者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不能突进。的确，政改必须“稳妥”推进，但也必须明确，目前公众之殷殷期待者，是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的改革齐头并进，而并非什么“突进”。以“突进”来遮蔽“积极稳妥”推进，并非报告本义。
诚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全局，需要综合兼顾、交互推进，但在一些民意高度关切、而现实条件已经具备的改革，比如扩大党内民主、削减副职官员人数、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比例；提高行政透明、官员财产申报、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公开等方面，可以有实质性的突破。在此基础上，逐步向深度推进，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大代表专职化、扩大基层民主等，稳步向目标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当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邓小平当年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曾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即便有些改革确实暂时不具备条件，也应该设计路线图、制订时间表。事实上，“路线图”也好、“时间表”也罢，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组成部分，其要义在于，既向社会宣示决心、指出路径，也是在寻求社会认同、减小改革阻力。
惟其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则中国的改革发展大业，才能在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互动交汇中实现最优化变革。
延伸阅读：
环球网：政改要冲“权力”开刀
一个官员落马，总是抄出来一大堆款子、房子和“马子”，而社会心理却是别有意味的眼红和眼馋。有人说，反腐在中国并没有文化基础，中国人愤恨的不是腐败，而是愤恨自己跟这些腐败的官员扯不上关系。
改革30多年来，我们对改革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清晰。所以房宁教授撰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牛新春教授又撰文《改革应有理论先行》。房教授的意思是政治学很难，不是一般人所能置喙的，所谓“路线图”、“时间表”、“顶层设计”都是外行的浮议，是倒裳索领，改革问题是绝难一语道破的。但房教授最后还是强行“道破”了，那就是“摸石头”。牛新春教授对此不以为然，说“改革到了深水区，石头摸不着了”，再不想个法子就要溺水了。所以牛教授主张理论先行，但是，在牛教授的文章里除了提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之外，也没有什么能够“先行”的东西。
形象点说，房教授的改革路线是“淌水过河”，只要努力摸着石头，相信“小心没大错”。如果说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是朴素的、务实的改革哲学，那么，30多年后还没有学着“到中流击水”就有点愚拙了。牛教授是“设计派”，担心石头摸不着会淹在水里，画张“桥”的图纸交给“施工队”，如此很是妥当。
不过，牛教授的学问似乎很有“西学”的底子。说“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背景理论是西洋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好像与本土的《墨子》、《管子》和《货殖列传》等并不相干。这还只是谈经济改革，如果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相信牛教授会在罗尔斯和边沁之后把洛克、孟德斯鸠搬出来，而不是韩非、柳宗元、贾谊或黄宗羲。
牛教授主张“理论先行”，又不明说这套理论的概要。在这一点上，两位教授很是铢两悉称，那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房教授的法子是石头在河里自己摸；牛教授的法子是理论在“超市”里自己挑。
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教授们虽不能说议论风发，但也不必择而不精、语而不详。当克里斯托弗-拉希指证着西方民主的不祥之兆的时候，国内理论界有点儿话不投机。有人畏之如虎，有人却暗送它一份政治温情。事实上，中国当前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权力的使用问题，而不是权力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权力的功效和正负能量问题。历史上，2000多年的封建中国，制度没有变，而一个个新王朝却在一个个旧王朝的废墟上兴起，并常常在王朝的前期“缔造”一个很有气象的盛世局面，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永乐盛世、康雍乾盛世。其相同之处就是政治清明，尤其吏治清明，也就是说权力是高效的、正能量的。
虽然我们毫不怀疑政府的反腐决心，但是腐败却是一个实在的大问题。一个官员落马，总是抄出来一大堆款子、房子和“马子”，而社会心理却是别有意味的眼红和眼馋。有人说，反腐在中国并没有文化基础，中国人愤恨的不是腐败，而是愤恨自己跟这些腐败的官员扯不上关系。所以，“关系资源”俨然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一位的资源。
走仕途的、做生意买卖的都在讲究“朝里有人”，都在供奉膜拜“春秋财神”陶朱公、“红顶商人”胡雪岩。结果消蚀了社会效率，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如今权力对货币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货币对权力的腐蚀性也越来越强。权力、财富让权贵们渐渐疏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同样危险的是他们“对弱势人群自满的蔑视”，权力变得粗鲁了，财富变得乖戾了。所谓“富二代”、“官二代”以及他们的纨绔招摇是对“和谐社会”的二次污染。“在最纯粹的源泉中，一滴脏水足矣”，尼采如是说。
所以，整饬权力的滥用，也就是减小权力的负能量比改革体制更紧迫，也更重要。在那些实行西式民主制的国家，印度的“许可证制度”也没有什么好名声，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的“权力寻租”也是一个很大的病灶。况且中国农村的民选试验也不令人鼓舞：一个班子贿选上来，就开始中饱，几年之后，新班子上来，萧规曹随。农民们就这样一拨一茬地养着这些“饿皮虱子”。
改进权力的功效、提高权力的正能量，才是根本。“富贵自不法中来”是无论如何都不可的。假如权力总嗅着款子、房子和“马子”，什么样的体制都是摆设。而至于改革，我们要学会游泳，要有“击水三千里”的勇气和本领，而不是还要摸石头过河，或者去弄个理论“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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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扔掉“绊脚石”
笔者以为，在中国政改问题上，既要反对左派幼稚病，也要反对右派幼稚病，既要承认中国政改的必要性，也要承认政治建设取得的成绩。
十八大政体改革将展现三大特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不会改变；二是全会深入讨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若干重大问题，预示将积极推进政改；三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政改将稳健进行。十八大政改方针仍是四个字：中国特色。这种特色世间没有，只能摸石头；而这种石头不是轻易能摸到，须以稳为重。积极扔掉绊脚石，坚决保护特色石，稳健摸索创新石，将是中国特色政改之道。
对十八大怎样进行政改的问题，七中全会《公报》已给出答案。答案是以三个逻辑层次阐述出来的：一是全会充分肯定六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二是重申指导思想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三是肯定政治建设全面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笔者以为，十八大政体改革将展现三大特点：其一，七中全会定下基调，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不会改变；其二，全会深入讨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若干重大问题，预示将积极推进政改；其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政改将稳健进行。
持续发展移步前行
七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推进了政治建设与党的建设等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这个结论回答了当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政改的四个重大分歧：停滞不前还是一直进行？第一种舆论认为政改迟迟未上路。这种观点与《公报》结论存在明显偏差。政协常委李君如指出，认为至今没进行政改是一个大误区，改革开放以来，是先有政治改革，才有经济改革，才有市场经济。政体改革一直保障着、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了望》从五方面论述了十年来政改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变化巨大。顶层设计还是摸石过河？第二种舆论提出政改要有顶层设计。社科院政治所副所长房宁政体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文章指出，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最终获得成功的。
寸步难行还是持续发展？第三种舆论提出再不政改中国将寸步难行。这种看法言过其实。在世界经济、西方经济如此不堪的局势下，中国仍达7%的增长速度，保持世界纪录达三十多年，且看不到任何国家能超越中国速度的迹象，怎么扯得上寸步难行？
中国特色还是变相西化？第四种舆论提出政改普世论。《公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重申中国多元普世论。普世价值并非西方专利，随着文明多元化趋势，普世价值也在多元化，有美国的、欧洲的、俄罗斯的、印度的、阿拉伯的……当然也有中国的。
破解难题六大方向
笔者以为，在中国政改问题上，既要反对左派幼稚病，也要反对右派幼稚病，既要承认中国政改的必要性，也要承认政治建设取得的成绩。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处于全面攻坚阶段，包括政体在内的体制性障碍确有积极改革的必要。许多专家提出有益见解，近日《大公网》专访周天勇谈政体改革六大着力点：第一，政府行政公务支出比例要大幅度压缩，重点是要加快财政民主化的进程，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第二，房产税改革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第三，应加大人大代表、政府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一把手区长、县长、市长、省长以及党的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的民选力度；第四，进一步推动司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对独立，避免人情干预、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司法公正、公开、透明办案；第五，行政体制改革也要加快，特别要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大部制，精简机构，发挥大部制、综合性部委职能；第六，一些重要的执政方式要推进改革。
李君如认为，政体改革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把握好三个要素：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是中国政体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改革要破解的难题。
保护特色摸索创新
当今随着美国入亚与日本右翼复活，中国内外环境都变得空前复杂，政改必须处理好改与稳的关系。所谓改，是改革阻碍性体制；所谓稳，是稳其势而固其优。不可急于政改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掉。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毕卡尔博士近日指出，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令全世界受益匪浅。他们最大限度平衡了自己的政府团队和机构，并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大胆的改革政策。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够取得的成就。中国在几十年间取得了很多西方国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发展。德国总理默克尔第四次访华时公开表示中国发展道路是一条蓬勃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值得世界关注的道路。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表示由于中国平衡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政治秩序，形成了独特的纵向民主模式而不同于西方的横向民主，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笔者以为，中国政改在上述方面必须固其优。十八大政改方针仍是四个字：中国特色。这种特色世间没有，只能摸石头；而这种石头不是轻易能摸到，须以稳为重。积极扔掉绊脚石，坚决保护特色石，稳健摸索创新石，将是中国特色政改之道。（作者沈小英为司法部法律出版社副编审）
大众日报：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更难。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的却是权力，它涉及到的对象更多的是各级领导干部。
十八大报告用了很大篇幅专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
首先，报告明确“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解决了要不要改的问题。其次，报告指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 度模式”，解决了改什么的问题。最后，报告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 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解决了怎么改的问题。
可以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我们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具体实施和补充完善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法治建设，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我们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解决，但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现在人民对法制建设的不满意也更多地来自这些方面，包括大量的上访甚至是群体性事件，都跟我们的法律在实际中得不到严格遵守有关，所以报告中也特意强调了这一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更难。难在什么地方？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的却是权力，它涉及到的对象更多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调整权力无疑是一件非常复杂和敏感的事情，比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报告明确要求政府要“简政放权”，“推进大部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 本”，这相当于要政府进行一次自我革命，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人民群众，这一意义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向前推进。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某些深层次问题的有效途径。
现在社会上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呼声很强烈，一些领导干部表现出了消极甚至是抵触的态度，但如果我们从反腐倡廉的角度看，这一改革的推进无疑将带来良好的社会影响。近些年我国反腐败的力度很大，但腐败现象依然比较严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到位，特别是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职权的监督制约不到位，因此报告有针对性地强调了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十八大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内，这一方面就会有更大的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人认为应该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也有人强调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从认识规律的角度来讲，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地 研究、总结，进而想出解决办法，这当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既然我们已经认准了改革的大方向，我们完全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顶层设计，更主动、更有计划地去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决心、增强信心。从这一方面讲，尽快出台一些能够提振人民信心的举措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但我们坚信，在循序渐进地推进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不断地取得进展，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和自 由也必将越来越广泛。（作者谢春涛，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党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