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改革不是革命 但需大无畏的决断力

　　兼与房宁、牛新春商榷

　　从2011年春天启动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计划到今年的事业单位社会化改革，总体进展比较缓慢。近日红十字会改革受阻再次说明这点。只有找出问题的症结，下一步才能有效地推动改革。在我看来，社会改革难以真正启动，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政治过程中的阻力，更有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碍。

　　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的出现，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自治要求。同时，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关系再调整以及对社会的再组织化、甚至官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社会管理制度化的过程。比如，对于新兴经济组织、社区“全覆盖”式的管制，无论是私企、外企、中介机构和居民社区，都要纳入国家的政治管理范畴。“全覆盖”式的治理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对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与社会组织进行这样刚性的组织化管理。也正是在“全覆盖”式管理体制的背景下，任何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必然被纳入既定的社会管制系统，由政法部门来主管，自然被融入“维稳”系统，“社会自治”也只能服从“维稳”的大政治。

　　近年来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顶层设计”，即改革要有一个长远、通盘的考虑。其实，中国缺少的不是顶层设计。正如前任总理朱镕基在其《讲话实录》所说，组织一帮人弄一个像样的、甚至科学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执行。从当初的大部门制到今年的事业单位社会化改革都是很好的顶层设计。问题的症结是，为什么好的设计得不到执行？很简单，顶层设计只能由上而下去强制推行，而不能由下而上去达成“共识”后再去执行，这样的“共识”永远是有违于顶层设计的。因为改革就是触动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必然是“否定玩家”，即坚决反对触动其利益的顶层设计。1998年进行大规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很多部长都表示反对。反对者要的“共识”就是不改革。难道今天来自事业单位的阻力比当初的部长们还大？

　　我们改革的成功经验根本上还是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即民主集中制，决策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扬民主甚至讨价还价，但一旦形成“顶层设计”就必须依靠权威性的“集中制”去强力推动。只有利益分配时的民主而无决策—政策执行时的权威，不要说那些触动利益格局的改革没法搞，就是一般性的决策都很难。

　　体制内的人不愿意成为“社会”的一员不仅有利益上的阻力，还有文化和观念上的障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后来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国家对社会的再组织化、国家过分垄断资源的体制都更加强化了“官”的观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都想成为“民”，以至于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下海潮”。今天大学生万人抢过独木桥而要成为“官”，哪怕硕士研究生为编制当环卫工人也在所不惜。可见，人们是多么渴望成为“体制”的一分子。这样一个鲜明的对照，恰好说明我们的“铁饭碗”是多么诱人，当初想打破的“铁饭碗”如今反而变成了“金饭碗”。这里既有“官本位”的面子文化，还有体制所塑造的利益诱惑。

　　人们想吃官饭，争先恐后地成为体制内的一员，结果就是庞大的行政费用开支，纳税人的钱在用于发展的同时，又不得不把相当部分用在“人头费”这样没有增长意义的消耗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但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还是一个“消耗型国家”。为此，国家必须动用民主集中制的体制优势而强力推行改革，兑现改革的承诺。改革不是革命因而需要协商甚至妥协，但是没有大无畏的勇气和决断力是搞不了改革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相关评论：

　　牛新春：改革应有理论先行

　　理论先行，最理想的状况是理论橱窗中琳琅满目，各个利益层次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理论工具，表达自己的诉求。如果这时橱窗里还都陈放着30年前的理论或者外国的理论，对改革决不是一件幸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理论贫乏，才会出现“七上八下”的笑话(雇工7名是搞社会主义，雇工8名即定性为搞资本主义)，30年后，我们的经济产值翻了几十倍，却仍然缺乏指引我们改革的理论，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吧。[详细]（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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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要时刻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执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力避消极懈怠延误改革时机，所思所虑不独是当前社会的发展稳定，更有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详细]（人民日报）

　　改革须只争朝夕，从没有垃圾时间

　　如果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真想在任期内在推进改革上有所作为，是不会有垃圾时间的，只会争分夺秒地用手中的权力为公众谋福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甚至越到最后越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做点儿实实在在的事。[详细]（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