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跨越“陷阱” 中国改革输不起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的呼声再起。原本在前些年似乎已经破裂的改革共识，又在重新开始凝聚。这一波对于改革的重新呼唤，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历时30多年的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种停滞状态背后的，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转型陷阱”。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不能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的符号将其漫画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中，即使是在改革如惊涛拍岸之时，对改革的质疑之声，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要求回归旧体制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在这当中，当然有所谓思想僵化者，有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更加强调平等理念的旧体制对社会下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下层往往对权力抱有更多的希望。其原因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下层人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较差的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对他们提供保护，尽管他们其实往往是权力的受害者。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以走向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虽然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出现过一种为时很短的“平等化效应”，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改革在最初阶段上提供的机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制中，下层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改革由于走样变形而日益沦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来说，希冀在旧体制的回归中找到希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除了部分下层民众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悲天悯人之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乏对人类发展的走向和世界格局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总体说，这条路缺乏中间层支撑。其间最值得注意的变数，是近些年来由于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加缓慢的人数众多的小白领。可以预见的是，如小白领窘境不变，其中的部分人会成为其追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的左翼运动有明显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资源来说，这条思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平等价值观，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新老左派的共同努力，在重整意识形态资源上已经有明显进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开始提出一些系统性的要求。这种思路在底层有一定基础，也体现了社会中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更有人将这种思路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能找到一条能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放到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就如何解决我们在体制上的困境来说，这条思路的问题就相当明显。如果将这种带有某些合理要求的思路，外化为一种完整的体制，可以说，这条思路总体上不仅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而且在历史上口碑不佳，在改革前近30年的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使得这种思路不会为社会主流接受，即使是一般体制中人也对之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对之更是深恶痛绝。

　　第二种思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但其实并不准确。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改革的主张者和推进者中，关于改革的思路也是很庞杂的。这如同秦晖教授所说的，当时共同的一点，就是脱离旧的体制，但走向哪里，并不明确。回过头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变革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但不久，这条改革思路就被一种暧昧而含糊的取向所取代。

　　说这条改革思路暧昧而含糊，有两点含义。第一，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时期，对于改革一直缺乏一个可以进行明确而透彻讨论的环境，很多重要的问题，只能用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表述，甚至只做不说。第二，改革到后期，变成了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能改就绕道走，甚至只有对自己有利才改的选择性改革。但尽管如此，应当说，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中，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此而言，这是与人类主流文明的方向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思路比较偏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这种思路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结果，脱离神圣化意识形态的过程演变为唯利是图，唯金钱是图；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破除演变为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合法性提供的论证；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成为损害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最优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特别是到了今天，这条思路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的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已经预示着这条改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从结果追溯原因，是我们对这条改革思路进行反思的正确途径。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诸如国企改革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中国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