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顾雏军出事，去年力挺顾的大批主流经济学家遭到质疑之后，吴敬琏先生的“股民强势论”又惹得舆论沸腾。他最近接受《金陵晚报》采访时说，现在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一时间，经济学家究竟应该代表谁的利益，怎样才算尽职守德，成为焦点话题。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家是知识分子，应该恪守公信，秉持良知，代表公众利益发言。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家首先是一种职业，拿谁的钱就该为谁说话，这样才符合职业道德；如果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相冲突，而要选择学术良知，必须先辞职后发言。还有观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说话，这样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有人进一步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一类任职于政府研究机构，不应该和政府唱反调，只能解释甚至辩护公共政策；一类受聘于企业，更是不能说对老板不利的话；还有一类是就职于高校或者民间机构，或者是业余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才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发言。
按照这样的分类，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兼任两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不代表公众利益发言，自是理所当然。而在此之前，他因为呼吁警惕“基金黑幕”、抨击“股市不如赌场”而被视为经济学家的良知代言人，其实是一个错误，是他违背职业道德的表现。
这种错误的酿成，被认为是公众和媒体“经济学家崇拜症”的必然结果。于是，近日《中华工商时报》上有作者撰文疾呼，“重新给经济学家定位，是媒体应负的责任”。
这些分析总是作“理性”状，还呼吁大家不要感情用事，虽然其中不无道理，但也暗藏着一些混乱的逻辑，最容易混淆是非，甚至颠倒黑白。
其实在我国，多数高校都是要靠政府财政拨款的，按照上述逻辑，就职于高校的经济学家也不应该和政府唱反调，只能解释甚至辩护公共政策。那么能够代表公众利益发言的就只有民间和业余的经济学家了。
这些“理性”的分析家们，为什么不继续追问一下，政府的财政又是从何而来呢？自然是来自全社会的税金，那么拿这些钱的人又该为谁说话呢？为什么不继续追问一下，政策制定者就一定等同于国家利益吗？国家花钱养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掌握权力的人制定政策，另一方面不也是让他们用这些专业知识监督掌握权力的人吗？
经济学家固然是一种职业--有人把这种职业笑话为“通过解释别人为什么贫穷而变得富有”，而在我们这里，更多的经济学家则是“通过解释别人为什么富有而变得富有”--一个人在职业状态中，固然可以只为老板卖命，而不管公众利益如何，但这时他只是一个经济分析师，而不是一个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爱因斯坦说过，一个物理学家在研究核原理时，他不是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呼吁书上签名时，他就是知识分子了。
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以学者或者知识分子身份向公众发言时，他应该代表良知和公众利益。
媒体应该承担为经济学家重新定义的责任，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应该让大家知道经济学家也是一种职业吗？似乎多此一举。是说应该允许经济学家代表任何利益发言吗？谬矣！这首先要追问，媒体代表谁的利益，媒体为什么要提供版面给经济学家发言？如果媒体代表公众利益，发表客观公正的学者意见，那么当经济学家发表符合这一宗旨的意见时，版面就是免费的；为公司谋利，那么请以公司雇员身份并交纳广告费用；代表政府发言，那么请以政府官员或者新闻发言人身份。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关于经济学家是否应该讲良知，也会成为一种争论。难道我们还要聊一聊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吗？难道我们还要聊一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关于经济学与道德伦理学的关系的研究吗？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最为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是被誉为“最智慧和最勇敢”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每周在《纽约时报》写两篇专栏文章，“其核心就是要揭去布什财政政策的伪装，让布什内阁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曝光，同时严惩那些与布什同谋欺骗民众的媒体。” (作者系《外滩画报》副主编)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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