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中拒绝多名高考状元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很大轰动。港大并非标新立异，这不过是国际一流大学录用新生的普遍原则而已。大学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而是有创造和适应能力、素质全面、热心公益的各界精英。这样的培养目标，内地大学虽然原则上也同意，素质教育也嚷嚷了多少年，但从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在高考制度上迟迟不见任何改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乃在于当今中国的高考，如同传统中国的科举一样，不仅是选拔人才，而且是社会流动最核心的制度性管道之一。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失衡，地区与地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但只要底层精英还有向上流动的指望，还有某个比较公平的制度作为出人头地的保证，这个社会还不至于崩溃。高考制度作为当代新科举，就承担了这一社会缓冲阀的功能。年轻学子们可以出身贫寒，可以没有关系背景，但只要你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就有希望咸鱼翻生，跳出龙门。
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国仅有的几个基本剔除了人为因素的刚性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地区差异依然很大)，考生的所有素质都被化约为应试教育中那些可量化、可比较的直观数字。尽管社会各界都明白“唯分取人”未必合理，但一般老百姓不这么想，他们要的是公正，要的是与上流社会同样的权利，这些年围绕着高考的争论，社会舆论关心的焦点不是考试和招生方式是否合理，而是是否真正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何将权力、金钱和地区差异的因素排除出去。就形式化和非人格化而言，如今的高考比当年的科举还厉害，科举是否录取，还取决于考官的个人口味，但如今的高考却将考生和考官的人格和个性因素降到最低，完全成为一场机器式的功能性博弈。但这些年人们听到了太多的教育腐败的负面例子，唯有这样，老百姓才感到放心。这正是高考改革的瓶颈所在。
中国的高考，是一个荒谬的制度。不仅是选拔方式上的荒谬，而且是人才本身的荒谬。不过，这似乎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制度。它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它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37期，作者许纪霖，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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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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