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孙还城村农民孙世朝4年来先后举报村干部等人克扣赴新疆摘棉花农民工生活费、镇电工收取上户费等不法行为，均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该村原副支书孙垒信、村委会副主任孙世相村干部等人孙世朝举报怀恨在心。今年1月23日，三人联系“打手”对孙世朝实施了残忍砍杀。经过及时抢救，孙世朝脱离生命危险，但身上却留下了5处刀伤。（7月18日《大河报》）
被称为“举报专家”村民孙世朝竟然遭到如此残忍报复，着实是骇人听闻。事实上，在广大农村，某些村干部故意刁难、打击报复举报村民的情形并非绝无仅有，其后果往往非常严重，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然而，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构成报复陷害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不包括村支部、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笔者认为，刑法对报复陷害罪的规定无疑出现了重大疏漏，农村的“举报专家”们亟须法律保护。
首先，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报复陷害行为更为普遍。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报复陷害罪的只占少数，大量的报复陷害行为发生在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身上，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成员报复陷害举报人、控告人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其次，农村基层组织成员报复陷害的后果更为严重。在广大农村，封建遗毒影响严重，“一言堂”、“家长制”现象思想根深蒂固，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如基层党组织成员、村民委员会成员不仅对举报人、控告人怀恨在心，而甚至对正当的批评意见也听不进去。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要低得多，往往作风粗暴，对批评控告举报不能正确对待。由于部分农村存在着极强的家族观念，一些基层干部就是家族之中约定俗成的“族长”，可以利用强大的家族力量对举报人、控告人、批评人及全家打击报复，往往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三，农村中的举报人、控告人的权益更需要保护。在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一些举报人、控诉人在受到打击报复后，还可以通过组织调离等方式“避其锋芒”，而广大农村中举报人、控告人却根本无力改变其生活、生产的环境。在农村，宅基地审批、结婚登记、计划生育、税款征收等都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农村基层组织干部在这些问题掌握着一定程度的“生杀大权”，因而农村中的举报人、控告人的权益更有保护的必要。
在2002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应问题的解释》中，对于该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主体作出了扩大解释。笔者认为，立法机关也应尽快对报复陷害罪的主体作扩大解释，以切实保护广大农村中举报人、控告人、批评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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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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