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日前宣布，将对博士生制度进行试点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博士生导师不再是终身制，而是工作岗位，符合导师条件的副教授和讲师都可以申请上岗。这一改革向国际惯例又迈进了一步，自然令人欢迎。不过，北大的这一淡化博导的举措，会有全国示范的意义吗？
我个人对此并不乐观。博士生导师，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是一个岗位，事实上，在中国高校里早已成为比教授更高一级的学术资格。岂止是荣誉，博士生导师享有比一般教授更高的岗位津贴。教授要成为博导，须经过正式的填表申请和校内外专家的匿名评审，方能获得这一超级教授之资格。尽管这几年教育管理部门再三呼吁淡化博导，强调博导不是比教授高一级的学术资格，但社会上却全然不理会这一切：两年一度的申请博士点大战愈演愈烈，可以说到了惨烈的地步；教授之间争当博导也同样剑拔弩张，而社会舆论对博导也是另眼看待，报纸杂志注明学者身份时，照例要加一句：博士生导师，以证明其权威资格。
博导的走红，从另一面来说，则意味着教授的贬值。为什么在中国，教授之上还会有一个博导？即使管理部门再三声明，社会依然我行我素？
要解开这一个谜，只消比较一下中外大学教师学术职位系列就清楚了。在中国，高校的学术职称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四级，而在国外比如美国，则是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讲师属于非研究类的专任教师)。从表面来看，似乎中国的学术台阶比美国要多一级。事实上却是少了一级。同样的博士生留校任教，在美国先要当6年的助理教授，才有可能获得终身职，成为副教授，然后再经过至少6年时间，才有可能成为教授，从博士毕业到教授起码需要12年。但在中国，理论上只需要7年：博士留校即自动成为讲师，2年以后可以申请副教授，副教授5年以后，即可申请成为教授。
12年与7年，其间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缺了助理教授这一环节。不要小看这一环节，这5年正是考验一个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下决心以学术为志业的关键5年。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从博士毕业到学术的顶端位置，理论上只需花7年时间，而其后漫漫的30年学术生涯，全然失去了任何激励机制，芸芸教授们，不分彼此，你好我好。学院内部也好，社会舆论也好，自然而然地需要一个教授的分层机制。于是，所谓的博士生导师便阴差阳错地担负起这一功能：将教授们分为博导和非博导两种。而这一分离，事实上又极其不公平，一个教授哪怕水准再高，只要你所在的学科没有博士点，就只能屈居非博导的卑微地位；而拿到博士点的学科，只要名额有空缺，哪怕是平庸之辈，照样可以理所当然地当博导。
显然，只要中国大学的学术职称系列不改变，北大的经验就难以推广，博导在众多大学中，依然是一种比教授更高的学术资格。这是对目前畸形的学术职称系列的自然纠正，除非改变这一不合理的职称系列。
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这四级职称系列，在历史上曾经有其合理性。过去博士很少，一般是本科或硕士毕业即可留校任教。本科毕业先当小助教，5年以后再申请讲师；而硕士毕业当2年助教，然后申请讲师。从助教到教授，有12-15年左右的漫长时间。然而，如今的大学特别是研究性大学里面，一般留校任教的都须拥有博士头衔，助教已经成为像大熊猫一般的稀有品种，而讲师也是凤毛麟角，大把大把的倒是教授和副教授们，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倒金字塔形。这样的倒金字塔是最不适合学术竞争的。在庞大的塔尖，出现博导这样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也就不奇怪了。
要淡化博导，使之成为真正的工作岗位，而非事实上的学术资格，唯有一个办法，就是与国际全面接轨：改变已经陈旧过时的四级职称制，像美国等众多发达国家那样，实行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职称制。我建议教育部、国家人事部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这倒不属于可以下放给各大学的自主权限，而是应该由国家统一规划的大事。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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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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