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企关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角色定位，已从计划经济年代包办一切、无所不为的“婆婆”，逐渐回归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而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行政角色“缺位”、“越位”问题，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涉及公共利益等“公权”方面，政府如何“更有作为”，在处理公民道德和“私权”领域，又如何制约行政权力“非请莫入”，是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课题
上周，有两件事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
一是“审计风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指出，38个中央部门2004年度预算执行中查出的主要问题是虚报多领预算资金、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私设账外账和“小金库”以及部分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这次审计查出各类违规问题金额90.6亿元。消息披露后，如何落实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备受公众关注。
另一件同样吸引公众眼球的，是发生在山城重庆的小事。近日，重庆师范大学公布试行的《学生违纪处理管理规定》明确：“发现当三陪、当二奶、当二爷、搞一夜情的将开除学籍”，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这两个新闻事件的五要素和性质看，似乎很难“相提并论”。从以法治国的高度看，这两个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新闻，关系着如何建设“法治政府”这样的重大命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机构改革也大刀阔斧。特别是在政企关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角色定位，已从计划经济年代包办一切、无所不为的“婆婆”，逐渐回归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根据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理，“小政府，大社会”架构也成为机构改革的共识。在这基础上，许多地方还提出了“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的理念。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行政角色的“缺位”、“错位”和“越位”问题。
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惯性作用，以及法规的不健全，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行政行为的“缺位”、“越位”问题普遍存在，而且，这类问题远没有像当年调整政企关系那样引起重视。比如“审计风暴”暴露出38个中央部门违规使用90多亿元资金的问题，可以从政府角色的“缺位”和“错位”上找原因。这些资金的使用、管理，关系国计民生，涉及政府的形象和权威，理应有严格的规定和纪律。但令人遗憾的是，类似关系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一些政府部门屡查屡犯。
与此同时，政府“越位”现象也屡见不鲜。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公民自己的私事？哪些需要法规干预，哪些属于道德劝戒而行政权“严禁入内”，似乎总是纠缠不清。某些政府部门和具备行政职能的组织似乎什么都要管，特别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大做文章。把“搞一夜情”这样的道德问题入法，就是行政“越位”的例子。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如何，一直是法学界研讨的基本问题。道德是法律的主要渊源，但并不是所有的不道德的东西，都是需要司法、行政干预的。“二奶”、“一夜情”虽不为道德所表彰与鼓励，但这仍然算是大学生的个人生活秘密与个人生活方式，属于不危害公共利益、群体利益的公民“私权”。这种私权尽管不道德，但不应以开除学籍这样的行政措施处理。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在涉及公共利益等“公权”方面，政府如何“更有作为”，在处理公民道德和私权方面，又如何制约行政权力“非请莫入”，其实是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课题。
《华东新闻》 (2005年07月04日 第二版)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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