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的新加坡政府以“市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可以说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不过李光耀认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仁慈的。
最近《新京报》披露，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有一个“中国市长班”，据该校校长称，从2001年起至今，“中国市长班”已培养了数百名中国官员。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新加坡印记”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国情与人多地广的中国迥异，但新加坡在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因应方式（如西方教育、企业制度与“亚洲价值观”的共处，自由市场体制和威权主义体制的结合等），以及它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履历（国民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美元）等，都是渴望在全球化情境下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很感兴趣的地方。
“新加坡经验”的缔造者李光耀曾留学英国，据笔者的观察，所谓“新加坡经验”的源头在英国。李光耀从英国学到了三样东西。当然，他对这些西方经验做了东方式的改造：法治精神。李光耀在英国学习法律，接受了西方的法治思想。他的严刑峻法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新加坡长期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廉洁。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涣散和“失败”相比，新加坡是相当安定和安逸的。
当然，这种模式中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因素，大至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小至颇具特色的新加坡鞭刑。
费边主义。费边主义弃革命而取渐进式变革道路，英国是一个300多年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李光耀赞同和平的改良，曾经对新加坡主张“革命”的“左派”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政策。
社会主义理想。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曾经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1976年，在英国工党与荷兰工党的鼓动下，社会党国际以李光耀的执政风格与“社会主义”相悖而将人民行动党开除，李光耀不服气，还组织笔杆子写了一部自我辩护的书，叫作《有效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方式》。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称自己信仰“老式的社会主义”，即给予公民平等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才能和为自己获得财富。为实现这个目标，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强政府施政模式和集体主义的“亚洲价值观”。
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新加坡展现的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
李光耀用严峻繁复的法律管理着居民们的储蓄方式、居住模式、上班行车模式、在阳台上种养植物的方式、言论模式、交往方式和商店招牌的挂法、定期粉刷房屋外墙的时间。强势的新加坡政府以“市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可以说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不过李光耀认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仁慈的。李光耀的政治理念部分地来自中国的儒式政治理念，在执政风格上他很像一个刻板、严苛的家长。新加坡人固然可以衣食无忧，但终归感觉生活得有点拘束和沉闷。
不过，从事实来看，新加坡目前是世界上极富有和极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极优秀的商业都市之一，并且在小国危岛、资源匮乏的情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如果没有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经验”，新加坡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当然，并不是不走“新加坡道路”就没有出路，在政治上更为多元、开放，言论尺度更大的以色列同样也能在一穷二白、强敌环伺的环境中崛起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某些经验，欧美国家乃至日本，也都是可以学习的对象。特别地，我们要注意到欧美日这些发达社会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它们有许多新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要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发展理念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它的新一代领导人强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要在政治上逐渐引入更多的竞争和扩大言论空间，这些当然也将成为一种新的“新加坡经验”。
作者：庄礼伟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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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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