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对世界要有正确的态度，这包括对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有个正确的态度。以我所从事的中国史领域而论，目前领先的恐怕还是日本人。我们没有必要抱着一个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了解中国的态度。
最近，在复旦大学举行的首届汉语大赛中，留学生队意外夺魁，引起人们的议论。一派人认为，外国人在汉语上赢了中国人，是我们的教育长期忽视汉语、过分注重英语的结果。另一派则认为，让美国人考托福，未必考得过中国人，这并不说明中国人英语比美国人好。
这样的比赛结果，只能说明比赛的题目不能反映汉语的实际应用状况。
应该说，后一种意见更近情理一些。美国年年有拼字比赛。你把美国或英国最优秀的作家、语言学家、甚至最权威的字典的主编叫来，他们大概也没有一个能进决赛。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英语比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差。这类比赛，主要是一场高智能的竞技，不是语文程度的全面检测。
不过，人家在你的母语比赛上赢了你，还是说明一些问题：毕竟人家在汉语的某个方面比我们好。国人从此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我们有些人有个心态，觉得中国人的东西，外国人只能学到皮毛，不可能真懂。比如，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中国学研究的著作开始风行。当时就有些学者不屑地称，那是因为国内学术界赶时髦、追随西方人的理论的结果。大鼻子写的东西总有个什么理论框架，虽然谈中国如同隔雾看花，但国内学术界就是崇拜人家。更有些人说，这些大鼻子写出来的东西，是出于外国人的关怀，不是中国研究的正道。
我1994年到美国时，满脑子也是这种想法。记得一次和如今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先生讨论如何开始自己学业时，我随口说：“美国人理论比较好，但我作为中国人搞中国研究，在资料上应该有些优势。”没想到邹先生质问：“你这个结论是哪里来的？你是否比较过一个中国学者和一个美国学者就同一个具体题目作的研究？”我只好尴尬地说没有。邹先生马上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所发现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常常是材料掌握得不如美国人全面。你越觉得你这方面比人家好，就越容易被人家击败。”
果然，邹先生的话马上在课堂上应验了。第一年，我有时候上课随口说中国人这么想那么想。马上有人追问：中国人？哪些人？哪个地方的？什么阶层的？人家拒绝接受笼统的“中国人”的概念，不相信十几亿中国人全是一个想法。像我这样出来乍到的人，被这么一问，常常理屈词穷，最后只好拿英语不好、说不清楚当挡箭牌。
与人们的印象相反，许多美国学者，做学问并不玩理论，还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刨根问底，最后终于有新的发现，你看不出他们和国内一些人津津乐道的“老先生”有什么区别。更有些人，从来认为研究中国就要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的问题为中心，警惕把西方人的问题当作中国研究的起点。
其实，西方的学者有各种各样。比如杜赞奇在上世纪90年代很受中国学者注意。他很有理论意识，但并非生拉硬套，也不是以西方为出发点，所以很能击中中国问题的要害。这两年史景迁又大红大紫，但他却是个不玩理论的叙述型史学家。
他的“王氏之死”，中心的关怀恐怕还是书中那个普通妇女的命运，很难说人家是从什么西方人的关怀出发。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比不过外国人，常常并不是因为自己没有理论，而是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比人家了解中国。一位搞文学的学兄也有同样的了悟。他一次对我说：咱们中国人看见一首唐诗，马上能给你一个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常常是大路货。
好的美国学者，拿着本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最后反而能够破了流俗的成见，得出新解。我们中国学者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实在应该好好改改。
如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面对世界要有正确的态度，这包括对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有个正确的态度。
以我所从事的中国史领域而论，目前领先的恐怕还是日本人。我们没有必要抱着一个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了解中国的态度。当年托克维尔写了本《美国的民主》，那时他还是个20多岁的毛孩子。他在书中甚至直言不讳他的“欧洲关怀”。但美国人还是将之奉为美国研究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不会想到什么法国人的“文化霸权”，也不担心丢了自己的“学术自主”。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要心胸开放些。最近奥运会的标语出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我希望我们不仅是这样喊口号，还应该真诚地相信“人同此心”的道理。这个“心”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表述，但仅仅表述的不同并不能构成在其他文化中生长的人了解中国的根本障碍。“欧洲关怀”也好，“美国关怀”也好，“中国关怀”也好，说到底都是人的关怀，未必不能相通。
所以，小到“呱呱坠地”怎么读，“炙手可热”怎么解，大到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的阐述，外国人都可以比中国人强。人家要是真比我们强，就得好好跟着人家学。
作者：薛涌 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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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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