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6月15日正式实施。根据《通告》，从昨日起，在武汉12条主干道上，将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导，让他们离开，或者护送他们到社会救助站。
用武汉市有关部门的话说，武汉版“禁乞令”更多地是宣扬用“软力量”，而不是行政强制力来维系公共场所的清静。（6月15日《法制日报》）以劝导、救助为特点的“软力量”之说似乎消解了公权扩张的阴影，但假如我们愿意检索一下其他城市的做法，可曾发现，有谁鲜明地提出过以强制之力来实现禁乞、限乞？谁不口口声声以疏导与救助为主？在任何时候，公权介入与否都是私权是否得到尊重的根本区别，而不在于公权是以怎样的方式介入。
武汉的做法所持的一个看来最充分的理由是，武汉市的救助站表示，“市政府给我们的要求是‘应收尽收’，在救助上降低有关法规所设的门槛。救助站容量不够，就再建一个”。进一步完善和发挥救助站的救助功能，这当然应该，亦是救助管理的题中之义，但这跟禁乞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呢？至少在目前看来，救助站是无法承担起永久解决乞讨人员的生存问题的，短暂的救助之后，“软力量”又如何体现？事实上，将禁乞的希望寄托于救助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行得通。假如经济窘境出现，而政府的禁乞意志依然坚挺，又如何保证“软力量”不会在日复一日的博弈之中慢慢变“硬”？
不论手段软、硬，意志力都是公权力天然的特征。
因此在一个法治社会，任何公权力都不可随意加诸于一个合法之身，因为不论何种方式，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性意志特征。对于更多因生活所迫的乞丐来说，我们应当承认他们的乞讨权。同时，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或更大的魄力，在尊重他们意愿的前提下，去安置并保障他们的生存，那么，就更加不应该去限制他们的权利。
□杨耕身（湖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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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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