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近日重申，为答谢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赠１０亿港元，香港大学作出决定，港大医学院将冠名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这一决定不会改变。与此同时，杨振宁为保证旗下的清华高等学术研究中心高效运行，也开始赴港筹款，已经筹得1000万美元，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
关于香港大学以冠名方式答谢李嘉诚的做法，已经闹过不小的风波。主要反对意见是校方未有广泛咨询校友意见，并且香港本地缺乏冠名文化，整个事件触动了“感情与理性之间的争论”。首先是３０名医学院校友发出联署公开信，其次是香港私人执业专科医生协会有限公司刊登声明，促请香港大学以其它方式答谢巨额捐献。而杨振宁认为，他自己也同样面临这种情况，只不过他还没有碰到可以捐给他10亿的大主顾，他自己坦言，如果李嘉诚捐给他10亿，学术中心也必将是以李的名字命名。
显然，对于学校内部人士和相关组织的质疑，作为筹款负责人的徐立之和杨振宁，他们都是主张以冠名方式答谢捐赠者的，理由是10亿港元的捐款在香港属首例，没有人能达到了，冠名答谢利大于弊。这也显露出一个问题，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具有商业性质的冠名答谢能不能成为奖励的方式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
能够达到让一个重点高校以冠名方式答谢的人或组织，有比较苛刻的条件，他在社会上应该是一个支持公益事业的个体，因为如果没有公益心，捐赠高校以支持学术发展的行为背后可能会是另有目的。另外，捐赠的款项应该达到一定的比例，即使不是首例，也应该是很少人能够达到的层次，只有这样，冠名答谢才有所值。我们可以反对冠名答谢，但是应该有一个度量范围，不是所有的冠名都反对，我们应该反对那些将捐款同个人利益联系起来的做法，反对高校将冠名作为一种泛滥的酬谢机制加以运用的做法，而对于那些确实支持学术发展，捐赠数目创造历史的行为，我们应该予以支持。
冠名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运行机制，培养一种冠名的历史文化，能够促进学术的发展。在高端学术发展领域，经费的支持是首要问题，因为要留住世界罕有的人才，唯有满足他们的薪金需求才能够达到，而学校的经费投入往往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学术负责人自己筹款，像徐立之和杨振宁一样，他们也是以一种超出常人思维的方式在保证学术的稳健发展。作为我们高校而言，答谢别人的筹款，我们能够拿出什么回报方式呢？可以拿出荣誉博士甚至荣誉教授的头衔，也可以召开全校的酬谢大会，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根本不用回报，但是如果对这些开创先例的捐款者进行冠名，就能够做到名符其实，这既是对名人历史功绩的镌刻，也将形成一种和谐的捐赠与学术协调发展的机制。
其实，冠名与学术发展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各种教育基金用名人的名字命名的情况并不少见，诺贝尔更成为了五大学术范围奖励机制的最高荣誉，用冠名的方式感谢作出突出贡献（捐款也是一种贡献）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机制，试问，当学生在以李嘉诚命名的医学院里学习时，他们会不会多一份亲切感呢？是不是有一种在别人的帮助下要勤奋学习的驱动力呢？在这样的医学院里，我们的老师不是也能好好地完成他们的科研事业吗？进而生活不是也会越来越好吗？排斥冠名筹款的学术发展无疑是自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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