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外逃、跨境追捕、成功归案，一直是民众关心的反腐桥段。最近，这一幕又将在外逃两年的贪官杨秀珠身上应验。据报道，杨秀珠已于近日被荷兰的国际刑警部门“抓获”。而该犯能否被顺利引渡？多久后方能归国受审？这些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然而，一旦涉及国家间的司法合作，即便经过漫长的外交、法律斡旋，归国受审也并非逃犯“抓获”后的必然后果。以1993年逃往境外的特大金融诈骗犯钱宏为例。当时，中国警方迅速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追捕。1994年与1997年，钱宏两度被有关国家抓获，尽管逃犯身份被确认，由于各国对待遣返态度迥异，直至2001年，该犯才被缉捕回国。初次抓获与回国受审之间，竟相隔7年。可见，对杨秀珠的引渡前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
既然已由国际刑警组织出具“红色通缉令”追捕，为什么仍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牵涉到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性质，以及对“红色通缉令”效力之理解。事实上，国际刑警组织并非凌驾于各国警察部门之上的“超级警察”，相反，它是以“协调”为主要职责的政府间机构，其实际运作，主要依靠设于各成员国的中心局。刑警组织本身并无搜查、逮捕之权。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荷兰警方在国际刑警组织荷兰中心局的协调下，依国内法对杨采取了临时强制措施。
至于备受瞩目的“红色通缉令”，也不能起到引渡杨秀珠的必然法律效果。因为“红色通缉令”仅相当于一种请求，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希望某人被拘捕或引渡，不具备强制效力。荷兰警方通过该通缉令获取临时逮捕杨秀珠的授权。临时逮捕之后，是否启动引渡程序，完全由荷兰政府决定，国际刑警组织并无直接引渡逃犯的权力。
这样，能否引渡杨秀珠，又将转换为中荷两国司法部门间反复谈判、磋商的过程。尽管荷兰政府与我国香港地区缔有刑事协助协定，但与我国中央政府之间，则既无引渡条约，亦无协助协定，操作上缺乏具体依据。
而国际引渡中的常见障碍，如“死刑不引渡”、“双重归罪原则”等，在杨案中也难以回避。但是，若外交、司法部门在以下三个方面付诸努力，押解杨秀珠回国归案，也并非遥遥无期。
注重利用国际公约。荷兰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之一，在合作打击各类腐败犯罪上，与中国承担了同样的国际义务。公约要求，各国应将各类腐败行为列为可以引渡的犯罪，在缺乏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公约本身也可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与10年前的钱宏案相比，国际公约显然能在杨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加大协调力度。在引渡方面，国际刑警组织并非全无作为，按照有关规定，国际刑警组织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居间联络、协调、斡旋的方式，促成成员国间的引渡安排。在当事国同意的前提下，“红色通缉令”也可成为引渡的临时法律依据。
适时转变观念，调整方法。在坚持司法管辖权的前提下，我国也可不受窠臼限制，适时作出有条件的承诺，避免谈判僵化在“死刑不引渡”问题上。同时，尽量争取类似于驱逐出境的变通途径，使逃犯能被直接移交我国，省却繁琐的引渡手续。
如果说“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显得过于武断，那么，面对外逃贪官，“迟到的正义”还是越少越好。期盼杨秀珠的归案，能够开创国际反腐合作的良好先例，而不会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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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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