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鲜血在一块墓碑上写下“我冤枉”三字之后，原佘祥林案办案人员之一，湖北京山县公安局民警潘余均，5月25日凌晨，在武汉黄陂的一片墓地自缢身亡。据悉，潘余均是21日被湖北省佘祥林案纠错调查组带往黄陂接受隔离审查的，而此前潘曾给妻子打电话称“压力太大，不想活了”。（《南方都市报》5月26、27日）
为冤案纠错，竟然又发生受调查者喊冤而死的蹊跷事，这不能不让人倍感震惊和尴尬。
诚然，潘余均究竟为何自杀，其“冤枉”背后的实情是什么，在权威公正的调查结论公布之前，我们不便妄加猜测。但是透过“佘祥林蒙冤入狱———潘余均喊冤自缢”这一怪圈，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程序问题上存在的相似纰漏：当年佘祥林之所以身陷囹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程序非法，不正是罪魁祸首？而潘余均，作为当初佘祥林案的一名普通办案民警（位居专案组最末位），在同样接受审查的多位同事都已调查归来的情况下，何以惟独他“压力太大，不想活了”呢？是怎样的调查过程、环境导致了这种“压力”？
实际上，即使抛开上述“压力”的产生细节不论，对潘余均的调查本身，也存在诸多令人疑惑的程序问题：既然是“隔离”审查，为什么没有“隔离”住潘的自缢？据了解，对潘余均等人进行的调查谈话，是按“六个人一组，三个人与被询问者进行谈话，三个人对被询问者进行看护”的方式进行的，明明有专人“看护”，被审查者怎么能够在野外自杀？
更进一步地讲，正像有关人士指出的，“对公务员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谈话’，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出具？”无疑，正是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律手续做支撑，在这种“审查”、“谈话”中，调查者应遵守的法律程序、责任义务都是什么，只能是一片空白。显然，正是由于存在这些程序漏洞，本来纠错的过程，又可能滋生新的错误。因此，有法律人士表示，“潘余均自杀，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对于通过不当程序获取办案证据，国外法律界有“毒树之果”的比喻，即非程序正义的调查、取证过程本身被认为是“有毒”的，因而由此获得的证据，作为“毒果”也是非法的，即使它符合客观真实，也不能被当作法律事实，成为呈堂证供的判案依据。近日最高检表示“检察机关要坚持以证据为本，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非法证据应坚决予以排除”，很明显，坚决排除非法证据，正是对“毒树之果”非法的程序正义原则的捍卫。
当年如果当地司法机关没有吞下“毒果”，佘祥林冤案就不会发生；同样，今天我们为冤案纠错，追查枉法者的责任，有程序问题的“毒果”也要避免。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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