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香河县普通农民王淑荣在从事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发现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规定不相一致，于是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地方法规。近日，经过法定程序，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地方法规修正案。有官员评价：一位农民改变了一个省的地方法规（5月30日《新京报》）。
在法治进程中，每当这样颇富传奇色彩的事件发生，总能强烈吸引公众的眼球。说富有传奇色彩，是因为普通农民王淑荣，一没有很多人眼中的权力资本，二没有坚强的财力后盾，甚至很难说王淑荣拥有足够多的法律知识。然而，王淑荣却撬动了一个省的法律规定，改变了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规则。因此，如果说2003年为“孙志刚案”而上书全国人大的北京大学三博士，让我们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法治渠道存在的话，那么，今天普通农民王淑荣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每个人不分地位、身份与学识，只要坚定的去尝试，都可以成为法治英雄。
在探讨王淑荣事件的法治意义之前，我们一定不可以忽视一个十分关键的前提，那就是记载公民权利的《立法法》，几年前就已经为王淑荣今天的上书行为，提供了法理上的可能。而这却丝毫不会减弱王淑荣的传奇色彩，因为谁都知道，纸上记载的权利和真实发生的权利，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这反而更加深化了王淑荣事件的法治意义：真正的法治，必须要有秩序、有章法的演进。尽管王淑荣事件没有轰轰烈烈闹革命那样有声有色，但对于常态下的公民而言，渐进式的法治更有指导意义和法治启蒙力。
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著作《为权利而斗争》中，曾经对主张权利的重要性有过十分经典的表述：“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法不仅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的确如此，没有被主张的权利，只能永远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没有被践行的法律，只能流于思想，而不是力量。王淑荣事件的最大标本意义，在于能够激发公众“为实现法治而积极尝试”。
但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了抱怨和推诿，抱怨现状积弊难返，却忽视了自己的角色价值。其实，法治需要积累，需要法律思想和法律案例的一点一滴推进。缺少了这些鲜活的因素，就像鲜花缺少了水分的滋养，实现法治也许只能是纸上谈兵。因于此，我愿意把王淑荣与北大三博士、王海、乔占祥、郝劲松、张先著等一连串名字，一起记忆。因为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的发生，都让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改变，让很多人受益匪浅。
当然，去尝试着改变生活，不仅仅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智慧。王淑荣、张先著们之所以让人们记住了他们，更在于他们拥有理性、克制的智慧，他们懂得在遵循秩序的前提下打破秩序。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从来不遵守规则的人，去制定一个完美的、合乎情理的规则。惟有对待规则一向认真的人，才可能钻研规则，发现问题，进而尝试改变它不合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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