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一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袁世凯是被脸谱化了的人物，在治史者过多意识形态成见的描绘下，面貌狰狞，一无是处。历史学者唐德刚就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
极端化袁世凯，显然非史学界之幸。唐德刚想给袁世凯这个遗臭百年的人物以“同情之理解”，他的努力体现在《袁氏当国》这本书中。在唐德刚笔下，称帝的袁世凯仍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但他同时认为，袁是“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
其实，在《袁氏当国》成书的1998年之前，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并非没有。就我的视野所及，《剑桥中华民国史》就没有把袁世凯描述得一团漆黑，书中称“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而作为总统的袁世凯，“虽然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对袁世凯的同情理解，并不妨碍唐德刚作出如下判断：袁世凯只是一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在对袁世凯的评价上，唐德刚努力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但一涉及到孙中山等人，这种自控能力就付诸东洋，诸如“伟大”这样的滥情词汇一发不可收拾。
袁世凯就职大总统后，未经法定程序就颁布了大赦令，唐德刚认为，这是袁“以小人之心，做流氓之行”，而孙中山不予计较的行为则体现了“大政治家的风度”。《袁氏当国》更进一步发挥道：这只是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细微人品中见之。
唐德刚在这里表扬了一下自己的见微知著。不过，让我纳闷的是，对孙中山等人的类似行为，为何不做同样解读呢？实际上，对程序的不遵守，在民国成立那一天就开始了。前些天，读康国雄《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书末附有康心如回忆他的哥哥康心孚的文章，其中说到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康心孚任总统府秘书。在议定定都案时，康心孚提出的建议定都北京提案，顺利通过，但一部分同盟会会员认为，北京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所以应定都南京。康心孚以“革命方初步成功，就蔑视三权独立，将来如何建国”为由力辩，但最终定都北京的提案还是被撤销了。
唐德刚并非不知此类史实，他只是受制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偏执。在《袁氏当国》中，他还提到孙中山被陈炯明赶上永丰军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普通炮手尚知尊重无辜平民生命，而这种人性的光芒在孙中山那里我们无法看到，但唐德刚也只是轻飘飘一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带过。
唐德刚自己陷入“左手打右手”的悖论中去，在这本杂文体的历史著作中，他未能保持自己价值判断的一贯性，在试图客观评价袁世凯的同时，他也仍然避免不了对某些历史人物主观上的意识形态神化。治史之难，由此可见。
《袁氏当国》 唐德刚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版 定价：17元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小调查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