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网上看消息，获奖者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中有这么一段：“一个人如果是作为女人获奖，这人领奖的时候也就是个女人，所以喜悦是有限的。Peter Handke比我更有资格得奖，如果这次获奖的是他，他领奖的时候就是有名有姓的Peter Handke。”果然，中文报道已经迅速盘点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历史，得出结论：“这是1996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首次授予女性作家。而自1901年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只有9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一位女性来到了世界的前台，接受世界的注目，她所经由的渠道，叫做“文学”。
尽管作家本人对此有所不满，然而对于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获奖影片《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的小说原作者耶利内克来说，经由诺贝尔文学奖的认可，让世界充分注意到她的女性身份和作品中的女性主义诉求，至少不能算是一个坏的结果。在所谓的“她世纪”里，世界需要更多的契机去了解“她”的主张和诉求，本来也是理所该当的。毕竟这个世界在“他”的长期宰制之下，的确有着太多使“她”难以忍受的地方。而这一位“她”所赖以获取世界的注目的“文学”，至迟自19世纪以来，也早已被锻炼成伸张弱者权利的合适的工具和武器。由此，耶利内克在向来被认为与“政治”纠葛不清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应该会颁给一位女性作家”的纷纭耳语中最终折桂，使文学伸张弱者权利的“战斗性”经由“性别政治”彰显出来，大约也算得上恰如其分。
但这毕竟不是耶利内克所乐意看到的对其获奖的唯一诠释向度。她的受奖理由被书写成“因为她的小说和戏剧具有音乐般的韵律，她的作品以非凡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上的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的荒诞不经。”这是一个充分“文学性”的理由，基于它，她有权希望自己像其他被这个奖项挑选出来的不朽者那样“有名有姓”地被认识和记忆，而不能接受“性别战士”的标签对其文学个性的阉割和抹煞。
由于“跨文化传播”中翻译的滞后，眼下中文读者除了依靠电影“转译”和授奖新闻来了解之外，暂时还无法切实体认耶利内克对其“文学姓名”的自信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不过，一种历经百余年的检验建立起来的文学声誉，总体来说应该是值得我们信赖和期待的。它所书写的授奖理由，所书写的正是文学所能向我们存身其间的这个世界提供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然比获奖作家的性别、外貌、国籍、履历等等更值得我们去注意。
尤其当本土文学环境在消费文化的蚕食下逐渐缓释了“载道”压力和“赶超”焦虑，呈现出一派欣快中的自大和茫然景象的情形下，沉下心来平心静气地看待一种世界性奖项所挑选出的榜样，体认“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它所能贡献于世界的业绩，从而对自身的事业有所规划，才显得尤为重要。上世纪的历史陈迹暂且不论，单是排列一下本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理由，相信已经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文学所以仍然值得世界关注的原因。2001年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获奖理由是：“通过敏锐而真实的文学笔调向世人展示受压抑的历史现实。”2002年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划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政治”吗？也许是。存身于一个被政治严密规划的世界里，又有谁能够逃脱政治的藩篱？在形形色色的“政治”的围困之下，“文学”脱颖而出，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无论奈保尔、凯尔泰斯、库切、还是刚刚浮出水面的耶利内克，都以自己的方式和个性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关注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强烈表达，“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诺贝尔遗嘱），所以他们才值得这个世界去关注，不是吗？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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