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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实味是四十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被他信仰的党所杀。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四十四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现在王实味文集也出版了，王实味和他的《野百合花》获得平反，以“野百合花”命名的书、丛书也洛阳纸贵、随处可见。但不少书对王实味的介绍却错误百出，如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野百合花》收有王实味的四篇文章和温济泽的《王实味的冤案》一文，在仅仅一百多字的作者介绍中至少就有五处错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有关王实味的介绍也有至少两处错误。

　　人性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20岁时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学生时代他已开始发表小说，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过小说集，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分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最高领袖都要一再提起他的名字。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西方文学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也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 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着于“人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认为“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雪苇那时在窑洞里写中国新文学史，张闻天说可以和王实味交换意见。他们肯定讨论过有关文学、人性等问题，他的揭发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实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一致。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后，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所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可见王实味对人性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后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肯定他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实味愚蠢之处就在于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么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标准是什么？人性那时侯在党性、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真的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

　　他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他的同学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后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