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花
王实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在“前记”中他对这个题目作了解释：
“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他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大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王实味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升平气象。
这篇文章共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他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所以他反对以“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为借口推卸每个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责任，认为那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人性的，因此他倡导的是爱、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真实的内心写照。
政治家·艺术家
在《野百合花》后半部分发表的同时，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也在《谷雨》上发表。他强调政治家与艺术家不同，实际上尖锐地指出了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家，艺术独立于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改造人的灵魂。“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光明与纯洁”，艺术家“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因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政治家的优越性是“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艺术家“自由地走入人底灵魂深处，改造它”；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各的弱点，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于纵横捭阖，猫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来攫鸡雏，这是要防止的；艺术家骄傲、偏狭、孤僻，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
他说“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
他充满敬意地提起了伟大的鲁迅。他认为“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
他向艺术家发出呼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读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鲁迅“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王实味的血管里流淌着和鲁迅一样鲜红的血液，他的个性十分强烈，他是性情中人，他不会、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作家、艺术家不应依附于政治而要发挥独立的作用。
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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