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报纸上看到两条有关“指标”的消息：其一，高校留京指标“购销两旺”，叫卖留京指标的帖子频繁出现在校园和网页上，非法买卖指标的交易方式已经相当成熟（5月10日《新京报》）；其二，前不久传出的北京高校即将取消献血指标的消息被证伪，记者已经得到准确消息，北京暂不取消献血指标（5月10日《中国青年报》）。
买卖红火的所谓留京指标，是指地方政府奖励给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外地生指标”。部分企业每年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指标多于需求，于是就把多出来的指标用来“卖些小钱”。在目前的户籍政策下，一纸北京户口因其附带的高额附加收益，显然是个香饽饽，难怪买卖起来动辄好几万元。这还不算是进京指标的最大弊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造成了企业在用人资格方面权利的不公，地方政府区别对待的行政干预，破坏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格局。
如果说进京指标隐含公平性危机，那么，献血指标则隐含合法性危机。《献血法》规定，“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而献血指标所使用的命令性口吻，则与此完全不相符：“提倡”与“强制”、“自愿”与“被迫”，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线。显然，献血指标找不到法律依据，有违法嫌疑。
现实中，包括进京指标和献血指标在内，各式各样的指标在地方政府的日常执政行为中被非常普遍地采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指标管理的时代，政府通过制订各式各样的指标完成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然而在市场经济下，这种指标依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也不符合现代公共政府的本质要求。
首先，仅仅凭借行政力量推动而获得生命力的指标，必然存在合理性危机，甚至走向法律的对立面；其次，指标执政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执政效果，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状态。显然，指标依赖并不能算做是政府善治的体现，恰恰相反，放弃指标依赖倒是很有可能成为政府善治的开始。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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