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的俄裔犹太移民身世其实已经将他写作的秘密暴露无疑：他必得为他父辈历尽艰辛的美国梦付出代价，他的美国意识中掺杂了太多的流亡心态、太多的抗拒与恼怒，太多的伤心与悲哀，他的表达既缘于此，也受限于此。
有个例子可以轻而易举说明这一点。在如同词典般标明了各种各样文化与文明语汇释义的《赫索格》一书中，索尔·贝娄在相距很近的章节内引用了其含义相去甚远的两段话，一段是霍布斯的：在人和人交往中，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威势，他就不会有欢乐，而只有大量的悲哀。索尔·贝娄表面上不赞成这种说法。另一段是爱默生的：世界上主要的事业，就其壮丽而言……就是造人。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比一个王国更雄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王国。我们承认我们所过的生活是平淡无奇的的……我们现在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不愿听见我们说，每个人都应该为狂喜或天启打开胸襟。索尔·贝娄对此看上去没有异议。事实却正相反，这两种互不搭界的看法，是索尔·贝娄文学主题中两种相砥砺的心绪与情感在各自达到极端时最准确无误的表述。在洋洋五百页的巨著中碰巧不经意地引入这两段话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堪称伟大的《赫索格》一书始终不可摆脱的话题也只有两个，一为对一个外来者欲融入美国社会过程中无尽荣辱沧桑的冗长记录，一为对美国究竟为何物的冥思苦想。我在此不会担心有人认为我犯了将主人公同作者混为一谈的简单错误——即便这是错误，我也将明知故犯。
把小说中的摩西·赫索格教授读作是索尔·贝娄本人，这完全是有意识的矫枉过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次接触索尔·贝娄的文学时，不知是受到了来自何处的何种偏见影响，我竟毫不犹豫地将索尔·贝娄读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美国的叛逆者和批评者，并且也毫不犹豫地认为，摩西·赫索格之类的人物多么走投无路，资本主义的美国就多么走投无路。至于资本主义美国的具体含义，却不过与某种极其抽象的意识形态化解释相差无几。并且那时接触到的另外几个重要作家，辛格、菲力普·罗斯、诺曼·梅勒，也几乎都被一视同仁——也就是不够严格和认真地看待。
回到前面的两段话。爱默生的说法显然最能代表一种天真无邪的美国思想和美国气质，在为这种思想和气质所贯注的美国生活中，个人的历史清白而正确，也就是说，一个抽象的美国人似乎是没有原罪的，道理简直不言自明。然而，对于像摩西·赫索格教授这样一个总是在思忖着自己做个美国人到底是否具备条件的俄裔犹太移民来说，问题就远非那么简单。为了描述赫索格“从寒酸的起点爬升到彻底的失败”的崎岖人生，索尔·贝娄不得不从美国以外罪孽重重的家庭故事、个人成长历史写起——事实上，正是关于赫索格家的那些“旧时代的老故事”，构成了索尔·贝娄这部小说中写实主义的最坚实部分。在他给前妻、岳母、旧友、律师、医生、州长、退休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一位主教、尼采还有上帝写信的间隙中，最深情而完整地加以记叙的，就是他的美国生活中的非美国因子：早年在加拿大的困窘生活中做私酒生意受骗受辱，到美国后照样潦倒落魄的父亲，从盛装打扮的旧俄贵妇而沦为“女佣”的沉默寡言的母亲，出言恶毒尖刻、吝啬而又世故的齐波拉姑妈，童年早慧发奋，自求多福的兄弟姐妹……这一切，正构成了一个从外部闯入，意欲深切领悟美国精神的人的先天罪恶和重负。带着这种赫索格称之为“心灵的哭泣”的移民的蹩脚行头，赫索格开始了其注定失败的人生。在他和姐姐哥哥们都还是孩子时，赫索格的父母亲遵循着望子成龙的古老愿望，让儿子们受教育，让女儿弹钢琴，盼望他们有朝一日都能够有机会出人头地。虽然所有这一切“就像《圣经》中的犹太人的旧事，就像《圣经》中说的那些个人经历和命运”，全是些年湮日渺的往事了，但赫索格总是觉得它们永远在自己的胸中，就在自己的喉咙口。问题还不在于这些家庭的苦难。成人以后的赫索格兄妹，各个都进化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哥哥威利是成功的建筑商，另一个哥哥瑞拉整天与一大帮在高尔夫球场上晒黑的银行家、懂事长在一起，是市政府也对其社会地位极其尊敬的人物，姐姐海伦亦过着优裕的美国式生活，处处仰仗专家意见……即便是内心最为混乱灰暗的赫索格，也有令人尊敬的大学教职，出版过论述浪漫主义与基督教关系的专著，并颇得几位女士的青睐。没有理由会认为这个含辛茹苦的家庭的美国梦是不成功的。不过，至此索尔·贝娄的主题此时才刚刚现露端倪：当成功了的威利瑞拉们这些犹太人，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高等白人控制的美国争得一席立足之地，一如这快土地上的那些无忧无虑的优越种族般傲然之时，赫索格预感到自己的崩溃：他无法使自己美国化，他的身上仍然带者欧洲的、犹太人的、赎罪的、旧世界的温情或者说污渍，他不能认同集体化了的、缺乏精神人格和真正个性的人类，而他眼前的美国正是诞生这样的人类的一个巨大温床。父亲梦想而没能做到的一切，他的哥哥统统做到了，而在这时，他却“表现出一种傲慢的主观性”，他要“任意地从人类集体的历史性前进行列中撤退出来”。他被认为濒临疯狂，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可能疯了，但他并不在意。
从表面上看，让赫索格受尽折磨的婚姻是他灾难的开始。但无论前两任妻子戴西和马德琳，还是眼下的雷蒙娜及其他的女人，都并非是与他作对。相反，倒不如说是他在处处与这些天经地义追求美国式亦即终极幸福的女士们作对。他在她们的婚姻、家庭、性爱、社会地位诸如此类的方面，分别有可取之处，但又总会碍手碍脚：他“作为一个蹩脚的文化战士，所过的这种乱糟糟的知识生活”，对任何一个聪明优雅但在追求具体的幸福方面莫不急功近利的的女士来说，必然会出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局面的一天。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当他是马德琳的好丈夫的时候，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突然马德琳决定要拉倒了，他也就突然变成了一条疯狗，连警察局也会收到有关他精神状态的报告。不只是女人们——那些 经将自己的命运与赫索格相联系的不速之客，就连自己的哥哥姐姐也为尽兄姐的情分而商量过给他安排一个精神病医生。他被提防，被拒绝，被认为应该恢复健康，他的书生味十足的谈吐，除在个别情况下会给人有学识和受过教育的感觉外， 多不过是痴言梦话，他的随时随地一挥而就的长长短短的书信，也跟天真幼稚的笑料差不多。他是个使人同情或憎恨的怪人，一个有知识而没有影响力因而也免不了会自我鄙视的人，“一个意图宣扬自己的主张的特种疯子”。
这使我们终于理解到霍布斯关于欢乐与悲哀的冷酷看法。索尔·贝娄（借用赫索格的痛苦思辨）反对这种说法，却提供了可以印证这说法的一应事例：赫索格在自己身处的世界里非但没有威势，他反而在不停的背叛有可能使他形成威势的一切——“在一个城市里。在一个世纪里。在转变之中。在一群之中。受到科学的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所压服。处于机械化所产生的环境之中。在基本的希望最后破灭之后。在一个没有共同责任而同时贬低人的价值的社会里。由于数字增长的力量使自我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他的敌人。他通过徒劳无益地反对这些而一再减少自己：“难道你会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难道你会要求他们去操劳，去挨饿，而让你自己享受那美妙的古老的所谓价值么？”剩下的问题就是，除非一切都回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实际当中去。再就是，除非赫索格被送往精神病院。索尔·贝娄以艰难的反证将自己逼上了绝路：无可抵挡的达尔文式的“威势”，恰好存在于爱默生所说的可以随时打开的“狂喜”与“天启”的胸襟中，而对于一个与旧世界有着千丝万屡关系的、千方百计想赎罪的心灵来说，让自己面对伟大的美国无异于选错了地方。中学时代的赫索格作为班上的演讲代表，选择一段爱默生的文章作为讲词，是他考虑做一个合格的美国人问题时最自然的倾向，但这纯净的信条从此就成了他思想上再也摆脱不掉的一个紧箍咒。
在先后与赫索格喜结良缘或曾经情投意合过的几位女士当中，马德琳是最能体现一种当仁不让的“威势”的人物，她的捍卫自己权益的冷静干练，她的保卫私人生活的活力与斗志，都让赫索格无法匹敌。他只有逃之夭夭。由于索尔·贝娄在这部作品中并未为女性主义规划特别的区域，对马德琳的读解就可在性别问题上忽略不记。所以，相应的，在另一位女士、与美国冷峻的现实主义比较而言还停留在肉欲主义阶段的雷蒙娜那里，赫索格倒还能找到一点余地，所以，当他躺在路德村破败的别墅里等候该一只脚踩进了美国现实，另一只脚仍不确定怎样落下的女子时，还可以就如何不被卷入轰轰烈烈的美国生活作一番打算，这也是索尔·贝娄几乎无法收场的大作勉强可以停下来的地方。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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