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的语境，回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东半球的聚合之地。我应该声明，苦难的中国如寒冷的俄罗斯一样，本质上并不是喜剧的国度。如果不是一个娱乐时代的骤然降临，恐怕我没信心提出“喜剧式反抗”这一思想命题。同样，即便“喜剧式反抗”能够成功地移植中土，对于世代喋血的北京城是否有可能幸运地成为东方的布拉格，以一场和平的“天鹅绒革命”迎接自由民主浪潮的到来，我也只能表示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我们不能忘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提醒：黑格尔说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以正剧的脸谱出场，第二次则是一幕闹剧。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该看到这种“喜剧式反抗”的可能，也惟有这种召唤，才能将深陷迷宫的犬儒主义引入正途。如果允许我模仿波兹曼先生的口气，那么以下讲述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动听的。它甚至不是故事，而是中国网民们司空见惯的小事件。但凡活跃于中文论坛的朋友，都该知道“回帖”这么一个好玩的词儿。开初的回帖还比较正经，到了灌水上升到网络生活的主流的时刻，回帖里就出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例，是采用图片编辑技术，将某些庄严的政治会议里的对谈镜头（如某次人大会议中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对话），或者是某些政治仪式中的醒目标语（如“小平你好”、江泽民的挥手动作“向全国人民问好”），改头换面为回帖术语（如“向楼主全家问好”；“小胡，这个帖子不错，要顶”，“要得，顶”）。我们不必推测这些做法的出发点，而只需注视它所导致的结果：政治人物与政治标语成了娱乐符号。
无论是倒退三十年，还是三百年，无论在文革时期，还是在封建王朝，这种对权力者的娱乐化，都是不可能，也是罪不可赦的行为。我至尽还记得，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末，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吃饭，把汤汁洒在桌边的“思想品德”课本上，恰好那一页印有毛泽东的头像。母亲见着，几乎不假思索地将书丢进厨房的煤炉中，火焰快速地吞噬了对神圣领袖的污染。然后她让我告诉老师，说书丢失了，让学校补发一本。等我成人后，才能体会到母亲当时的惊恐，因为在她的记忆里，这样的错误，足以判刑十年。而她万万不会料想，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居然可以将领袖的图象大加篡改，以至用作娱乐和游戏的工具。这不是思想高度的差距，而是时代的差距。
好象是卡莱尔说过，印刷品的出现，预示着民主的不可阻挡，波兹曼先生自然是认同这一观点的。他的乐观也传染给了我们。一个电视与网络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迎来更多的民主，还有自由？我在以上的这个小事件中瞥见一丝明媚的曙光。当政治符号化为娱乐符号，尽管政治在表面上还涂抹着深厚的威严色泽，但在它的触手无法抵达的地方，它的威慑力正被慢慢剥离。那些创造了改制领袖图象的壮举的网民，无论他们是出于对专制政治的敌意，还是以一种玩世不恭与戏谑的姿态，而仅仅是对乐趣的追逐——我所关注的只是这一作为的后果，即以娱乐对抗政治，即是喜剧式的反抗。那些被我们的上一代奉作神明与圣灵的政治图片，终究会在今天，还有不远的未来，在我们的视觉趣味与快感中变质腐坏，直至它们对公民的普遍吸引度，还比不上日本的色情漫画——而那一天，将永远值得我们期待。
六
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一种喜剧政治学的建构”，在一个喜剧时代，这样宏大的命名，除了吓唬人之外，别无其它用场。我在说出这一事实的同时，也该说出我的犹疑：喜剧政治学如何可能，我根本没法完好地论证。我只记着列奥·施特劳斯的教诲，这位智者在解读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时，最后告知他的学生，哲学是喜剧的——“偏爱笑反对哭似乎是哲学所固有的小偏见。因为哲学家所理解的哲学的开端就不是对主的畏惧，而是惊异。其精神不是希望、畏惧、和战栗，而是以退隐为基础的沉静。对于这一沉静，笑要比哭更近一些。”愚笨的我只能这样误读施特劳斯的话，当人类生活陷入僵局的时候，正是因为哲学的本性是接近笑的，它才更能慰藉孤苦漂泊的灵魂；也正是它打破了“自然的限制”，拓宽了人类知识的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人们迷失的心灵。依循同一思路，我也可以祈愿，喜剧政治学，以及喜剧式的反抗，也将拓宽人们对抗恶的路径，并以笑声的武器，促成恶的政治势力走向覆亡（施特劳斯判定“哲学是喜剧的”这一说法成立的论点，是苏格拉底的笑；而正是帅克的笑，以及因他而生的弥漫整个世界的笑声，致使喜剧政治学浮出历史的浩瀚水面）。
最后，我想以刘晓波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因为这位历经沧桑的斗士对中国未来的睿智预言，再次让我认可了喜剧式反抗的意义：
我们需要哈维尔的良知，也需要哈谢克的幽默。一旦大多数个体具有了足够的内在自信，民间力量就能以玩笑来鄙视官权的丑陋，在苦难深渊中学会微笑，对恐怖的威逼报以幽默，中国独裁制度的崩溃，也就很可能循着东欧模式：
不是“轰的一声巨响”，而是“嘘的悄然倒下”。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小调查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