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W的个人悲剧并不能说明什么，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这根本就不是悲剧，至少，W还有逃进游戏天地而乐得逍遥的自由。——这样的说法，多半出自后极权社会那些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之口。他们一直坚持，比起极权社会，步入技术时代的后极权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一种进步的趋势，甚至距离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也只有半米之遥。由此他们坚信，只要经过缓慢而坚韧地推进，一个美好的时代终将降临在幸福的人民的头上。他们会反问：难道W不是幸福的？这总让我想起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的语气，难道滚石头上山的西西弗不是幸福的——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他以同样荒谬的举动唤醒了沉睡的意义？但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杜小真先生还是指出，西西弗——还有加缪——所吟唱的，依旧是含着微笑的悲歌。在今天的所谓处于“后极权社会”的中国，W与作家余华笔下的许三观们的幸福时光，很可能正是“含着微笑的悲歌”——我们听到了欢愉的笑声，可容许它弥散的空气却是悲壮的。
政治制造了悲歌，娱乐却让人发笑——政治与娱乐在这里出现了分裂，也许它们的联盟本来就不够坚固。当政治悲歌一统天下的时候，笑声的暴动，无疑是最有力的反抗，不管这笑声是别有用心还是无意，它却撼动了专制政治的精神根基。这正是我要说的喜剧式反抗，它与上面提及的犬儒主义息息相关。不是用更嘹亮的悲歌来对抗政治悲歌，而是用笑声来瓦解它的效力，这在主张武器的批判的英雄们看来，注定是不可思议的。而这却是当今中国犬儒主义的平实面容。用徐贲先生的描述：“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这三个词组都映照出了犬儒主义自身的矛盾，或者说暧昧。也正是因为这种两面性，最能投合独裁与威权政治口味的犬儒主义，同时也生长着足以摧毁这种政治的强悍力量。
犬儒式反抗，或者喜剧式反抗，在一个缺乏喜剧土壤的国度，很可能没有存活的希望。就像约瑟夫·布罗茨基回忆中的苏联，连人们的笑都给政治严密封锁，工厂里除了生锈的机器，就是冻结了表情的呆滞面孔。布罗茨基说，当他在大街上遇见某一个人，他可以从这个人是否会笑，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政府的密探——这样的时代是不允许喜剧式反抗的，笑声还没来得及发出，就被残忍地扼杀。所以布罗茨基只能选择流亡海外。
而与布罗茨基相比，哈谢克——这个队伍里还有哈维尔，昆德拉，赫拉巴尔，甚至还包括那个阴郁的卡夫卡——就幸运多了。他的故乡捷克出了个大大的名人，你可以在布拉格街上遇到他，衣衫破旧，神情迟钝而谦和，你要是问他的名字，他会简洁而谦恭地回答一声：“帅克”。
是的，帅克，这个大名鼎鼎的好兵帅克，就是喜剧式反抗的楷模。《好兵帅克》里，哈谢克告诉我们，帅克曾经多次被权力者们判定为傻瓜和白痴，他也经常把一些好的事儿办得极其糟糕，他是天生的笑料，一生绝对是一幕精彩的喜剧。但哈谢克没有说，帅克是否真的那么弱智，因为我们读这本书时，总感觉帅克是大智若愚的典型——甚至不但是我们，那些帅克的审判官们，到了最后也摸不清帅克的智商。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捷克即将参战的时候，帅克比那些当权者表现得还要爱国，因此他被押到警察局，而那个身穿漂亮制服的警官听完他的一番宏论后，实在受不了“帅克那双无辜的羔羊般的目光”，只好对他说：
“我完全承认你这份热忱，不过你该在别的场合来表现它。你自己分明知道，你是被警士押送着的，因此，你的爱过口号就可能、甚至必然会被公众看成是一种讥讽，而不是庄重严肃的表现。”
而帅克回答：“一个人由警士押送着走道儿，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艰难时刻。可是，如果这个人即使在这种时刻也不忘记宣战以后他该做些什么，我看，这种人是不见得怎么坏的。”
这个场景理应是喜剧式反抗最绝妙的表白。警官终究抵达不过帅克的反讽，只好还他自由。
没有必要去追问帅克的智商到底是多少，他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对荒谬的蔑视，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这是“哈谢克式”的生存观，与“卡夫卡式”的生存观相互对应——伊凡•克里玛将此命名为布拉格“最杰出的悖谬”。就在这个城市爆发了倍受赞誉的“天鹅绒革命”：“不同于其他的革命不仅在于其和平的方式，也在于斗争中主要使用的武器。”布拉格建筑物的墙壁、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甚至雕塑和纪念碑上，在那场革命期间，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所覆盖。“尽管它们只有一个目标——推翻极权制度——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我相信这个笑话的灵感来自可爱的帅克——帅克与他的后裔们，都是以喜剧的姿态，让他们面前的恶的世界轰然倒塌。
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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