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和恐怖分子谈判吗？恐怖分子能融入和平之流吗？很多人恐怕会脱口而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不是“格杀勿论”的话。
但在目前全球反恐最显眼的伦敦，人们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反问“为什么不能？”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完全确定，也不是没有可能，尤其在爱尔兰共和军刚刚宣布以民主的方式结束与英国长达30年的武装斗争后。
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赞这是北爱历史上“无比重大的一步”，更为直率地强调“和平可以替代战争，政治可以替代恐怖”。而曾坐过大牢的前恐怖首领、现新芬党领袖亚当斯(Gerry Adams)声明说，放弃武装斗争“是勇敢和坚定的步骤，代表着在爱尔兰寻求持久和平和公正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向政治对手呼吁“让我们来对话，让我们来投身，我们不要把这次机会浪费了。”
北爱恐怖势力的“和平演变”，似乎正给英国如何面对新的恐怖挑战打开思路。当第二次试图炸伦敦的恐怖嫌犯奥斯曼·胡赛因(Osman Hussain)在罗马被捕后，他说他下手的动机并不是要炸死无辜，而是“看到伊拉克战争中平民特别是儿童和妇女被杀的惨状后感到惊骇，随之生恨，并深信有必要采取行动发出某种信号”。
他在狡辩，不过也说明恐怖的起源并不是某些政治家所言的“意念邪恶”那么简单。英国人在伦敦两次爆炸后反思，认为恐怖势力在本土生根似乎与政治压抑相关联：伊战使得不少青年不再以地缘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准，而是偏离到宗教为重心；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移民处在社会最底层，他们对居住国有怨气进而被基地组织误导“入伙”，成为恐怖杀手。要击败新生的恐怖分子，应该像“和平演变”爱尔兰共和军一样，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并用。
那么，北爱的恐怖势力又是怎样“和平演变”的呢？1969年，北爱主张回归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徒和忠于英国的新教徒发生冲突，英军进入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再次宣布成立，并宣称保护天主教团体。1972年，英军在北爱向和平争取公民权的示威者开枪，打死14人，追随爱尔兰共和军的天主教徒大增。此后共和军在英格兰和北爱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政治家、警察、士兵和平民的恐怖袭击，造成3637人死亡，45000人受伤。
此间英国政府和恐怖分子的谈判时续时断，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代言人新芬党在1997年正式加入多边谈判。次年，英国、爱尔兰两国政府及北爱各政党达成“复活节和平协议”，包括成立权力共享的北爱地方议会、自治政府、释放共和军囚犯、共和军放弃武装、减少英国驻军等。但共和军拒绝缴枪，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9·11”事件后，主张爱尔兰统一的美国爱尔兰人开始认识到恐怖的可怕，不再从财力支持爱尔兰共和军。而新芬党也在民主体制内尝到和平争权力的甜头，军事行动越来越立不住脚。今年4月，亚当斯呼吁共和军放弃武装暴力。在伦敦爆炸案发生后的关键时刻，共和军终于作出放弃武装的宣言。
尽管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武装行动的宣言仍停留在口头上，却也启迪英国乃至美国重新考虑反恐策略。靠“以恶制恶”的战争显然不能遏制恐怖，反而使恐怖加以扩散。英国不再简单地把恐怖归因于文明的冲突或对西方的恨，美国也不再提“反恐战争”，而是以“长期的反恐斗争”取代。
恐怖的结果是一样的，而产生的原因是各异的。要消除形形色色的恐怖，仅靠打击是不够的，必须以各种手段包括接触、谈判、妥协、政策调整等，来铲除恐怖产生的土壤。北爱经验分明告诉人们，要有勇气去思考“不可能中的可能”。尤其是西方列强，是否有胆识放弃“国家恐怖”，不再粗暴干涉弱国内政，不再逼弱势民族以非常手段反抗？美英政府是否听听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师生的建言，“从伊拉克撤军，就像曾经从黎巴嫩撤军一样，恐怖活动会锐减”？
英国在“击败”北爱恐怖分子后，现在正谋求击败本土新生的恐怖分子。有识之士提醒政府，要积极地理清楚西方和英国文化中好的一面，善于承认和改进多元文化中的不平等现象，要为弱势人群提供更好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不能把他们推向绝望的境地。绝望的结果是不怕死，不怕死的结果是让更多的无辜人死亡。任何政府不懂得从根子上防恐，动辄“先发制人”或“格杀勿论”，后果不可想象。
(作者系资深旅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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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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