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万元交通罚单案当事人杜宝良撤回对交通部门的起诉，这一广受关注的事件似乎走到终点。
公众对交管部门罚款的评价、对这场官司结果的预期，都并不相同，但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法院的审判。既然司法是最终的裁判手段，那么，对事件的性质在法律上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无论对于规范司机开车，还是规范交管部门执法，都是必要的。这样看，官司以原告撤回起诉这样一种“不明不白”的方式结束，未免令人遗憾。
我之所以选择“不明不白”的措辞，不仅因为原告撤诉而使得在法律上“明明白白”已不可能，还因为双方和解背后的诸多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下面几个问题，有必要追问：
第一：撤回起诉是杜宝良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
7月28日《新京报》援引杜宝良律师的话：杜宝良曾跟他联系，称要撤诉，并表示他有压力。
公民用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我想知道，谁给了他“压力”？我更担心，目前撤回起诉不是他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迫于某种“压力”的结果。如果上述担心不幸是事实，案件以这种方式结束就是不公正的。
第二：如果事实是10500元的罚款退还杜宝良，那么，交管部门是不是应该向社会说明退回的理由？
同样来自杜宝良律师的说法：“他（杜宝良）说是警察送他回来的。我问他处理结果能接受吗？他说他们会把钱给他。”如果此言不虚，那么，杜宝良撤回起诉是以得到交管部门退款允诺为前提的。
如果退款是严格适用法律而不是权衡自身利害关系的结果，那么，交管部门主动纠正错误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退还罚款的根据是什么，交管部门有责任向社会交代。因为作为执法机关，不该罚款却罚了是不正当的，不该退罚款却退了同样是不正当的。交管部门应公布退还的法律依据，接受社会的监督。况且，在同样地点被罚款的，肯定不止杜宝良一个人。如果退还杜宝良罚款是有依据的，那么，其他人也应该得到退还罚款的“待遇”。而他们主张权利，是以知晓退还罚款依据为前提的。
第三：法院准许杜宝良撤诉是不是合适？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准许撤诉，在法院权力范围内。不过，有权裁定，和裁定合适，不是一回事。
具体到本案，且不说撤回起诉可能是杜宝良屈从某种“压力”的结果，单单罚款该不该退的问题，就很不明朗。所以，这样一种可能不能排除：交管部门拿国家的钱买“平安”和面子，而杜宝良的10500元的退款是不当得利。退一步，即便罚款该退，但用司法的形式确认交管部门违法，对其触动肯定更大，也更有利于今后的依法规范。
这样看，尽管杜宝良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法院似乎更该让案子走下去。
杜宝良起诉交管部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客观上却有“公益官司”的意味。对杜宝良个人来说，打官司费时费力，如果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选择撤回起诉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但是，这么多疑问摆在这里，如果这一事件随着他的撤诉而结束，不能不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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