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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杜宝良诉市交管局西城交管支队西单队行政诉讼案，原告杜宝良向西城区法院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西城区法院审查后认为，该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予原告杜宝良撤回起诉。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消息，杜宝良当时表示，“我确实违章了，但交管局也有不对的地方，现在他们纠正了，我觉得合情合理，我能接受，所以我撤诉了”。（《新京报》7月28日）

　　众所周知，北京的杜宝良交通违章案，由于在处罚上的“告知”程序缺陷，加上此案的“天价罚单”，所以一经媒体披露，就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因而从此意义上讲，此案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件社会公共事件。而从具体的案件看，杜宝良在提起行政诉讼后，出于各种可以理解的个人原因，如今向法院提出撤诉，无论从法律上讲，还是从其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撤诉之举都是其个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所以可以理解。然而想说的是，在法理上，由于杜宝良一案的发生，其原因不是源于杜宝良个人，而是源于现有行政执法程序上的缺陷，也就是说，如果此案不是发生在杜宝良身上，也必定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从执法程序的缺陷看，类似案件也可能会或迟或早的、必然的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所以在此前提下，有关部门就完全有必要站在社会公正的高度，在对杜宝良一案做出具体纠正时，还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对此案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能发生作一点探究（不仅指北京交管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再对相关的执法程序予以健全和完善，以杜绝日后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而只有如此，才可以说杜宝良案有了一个真正符合执法宗旨，同时也符合社会公正的结局。

　　还有从行政执法必须具备的机制上讲，由于行政机关的公共性质所决定，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其所追求的不但要有结果公正，同时还需有程序上的公正。而这些执法制度特征，除了要象上述的杜宝良案一样，能在社会监督的作用下对具体案件及时反应外，行政机关还应该能从具体案件中，从制度层面的角度对相关缺陷作出及时的弥补与“自疗”，只有当制度本身具备了这样的“被动”与“主动”兼有的机制特征，才可以说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

　　所以笔者认为，虽然就杜宝良的具体案件来说，不管是杜宝良个人还是北京的交管部门，对此案的认识都有了提高，也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但如仅仅停留于此，显然还只是对具体案件处理认识上的进步，也是不够的。因为从制度的深层意义看，此案所隐含的意义，绝非只是对杜宝良、对北京的交管部门有，应该说对其它公民，对其它地方的交管部门，进而对所有的行政执法机关应该都有着相当的执法程序上的（制度）警示作用。同样也正是基于的观点，因而笔者在此想说：期待杜宝良的“幸运”上升为一种制度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