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在名作《娱乐至死》中，以拉斯维加斯为例，提醒沉陷于狂欢泥潭的人们：“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瞬息之间，“娱乐至死”飞升为中国流行文化的关键词。无须讳言，我们正处于一个声势汹涌的喜剧时代，娱乐与大话构成了民众生活伦理的根基。回响在拉斯维加斯的警钟同样激荡着上海的心脏。
2005年7月21日的《南方周末》关于台湾娱乐节目“康熙来了”之争的报道，套用了波兹曼的这个书名，但却改为“娱乐到底”———可能是我们的记者先生尚未感受到折磨着美国人的危机气息，还认为今日中国的娱乐现状距离死亡的界限仍旧遥遥无期。倒是纷争的另一方，身居要职的王刚先生有着与波兹曼类似的忧虑。
针对“康熙来了”主持风格的“低级下流”和“无聊之极”，王刚言辞凌厉，直接批评说，“它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格调低下，如果把这个武器丢掉的话，简直是无计可施。”同时，王刚一再强调，“一个节目应该有自己起码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能拿伦理来开玩笑，不能过多地挖掘所谓的嘉宾隐私。”
我们不妨承认，王刚的质问确实有其愤恨的正当性。娱乐是否应该设立一条道义的底限？无论是王刚，还是“康熙来了”的两位主持人小S（徐熙娣）与蔡康永，以及它的创办者詹仁雄，都会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而问题恰恰在于，这条红色的警戒线应该有谁来划定？报道与相关的访谈之中，双方都没有十分清晰的论述，小S与蔡康永似乎将答案的线头抛给了参与节目的嘉宾和观众，这可以归结到节目的收视率上———也就是说，娱乐的底线必须由市场决定，当市场要求拿名人的隐私卖钱，那么在节目中追问嘉宾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与第一次性经验的内情等则是无可非议的；而伫立于王刚的立场（他刚刚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副会长），这条底线自然要由国家权力来加以指令。一是经济，一是政治，裂痕就此而生。
但纠缠于“经济”和“政治”两个宏大的语词并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相反，这只可能将问题模糊化。我们应当从细微处审视他们之间的矛盾。2004年3月，台湾“大选”前夕，候选人之一连战先生作客“康熙来了”。就在这一山雨欲来的政治时刻，这期节目居然命名为“今天不谈政治”。那他们谈什么呢？谈连战的“四角内裤”。
我不晓得别人观看这一幕时是什么表情，反正友人推荐给我的时候，我是异常惊诧的。但小S的提问与连战的回答却是那样自然从容，毫无半丝隔阂。娱乐人不是通常的胆颤心惊，政治人也不是通常的义正词严。后来的事实表明，“今天不谈政治”其实是很“政治”的，尽管“全部时间只谈家居生活、夫妻恋爱、初吻经过”，但连战承认，这期节目所展现的政治人的另一面，使他博得了更多的人气。
娱乐与政治的关系就是这样暧昧不清。除连战的“内裤”事件之外，当宋楚瑜先生访问大陆之时，清华演讲和胡宋会谈，如此重头新闻当然是传媒的头条，但在台湾岛内，就被体育明星和政治模仿秀明星遮蔽了大半风光。
娱乐存在的必要性无须论证。只要有人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奔波劳碌，只要他们的欲望不被驯服和湮灭，娱乐作为最轻逸的消遣管道，自然会遭受狂热的欢迎。当然，娱乐有其极限，这一点，身在地球另一边的波兹曼的警醒对我们同样有效。而问题可以转化为，如何调控娱乐？最好的法子，应当不是以政治的压力与道德的名义进行堵塞和压制，而是试图加以疏导，将它引向健康的路径。这里的“健康”，也正牵系着前文所言的娱乐的道义底线。其实，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都无法决定这一线条到底落向何处，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娱乐取决于欲望，取决于人心。
我们还要说说那一大批对凶猛的娱乐浪潮忧心忡忡的人们。他们的未雨绸缪之心值得敬重，但他们更应该看到，在当前中国，“娱乐至死”并不是一个值得紧急思虑的问题，我们的“娱乐”仅仅处在婴儿的襁褓之中，传统的“灭人欲”与近代的政治扼杀延迟了它的青春期的来临。而当今之计，是如何促进它的发育和成熟，是如何唤醒民众心灵深处沉睡的娱乐欲望，是如何———如“康熙来了”节目中连战的“四角内裤”所导向的———通过娱乐推进政治的透明化，让政治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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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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