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两年来，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教育系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218件，涉案243人，涉案金额2371万元。其中教育局领导32人、教育局下属教研室和勤工助学部门的领导41人，学校领导61人，基层教育辅导站领导51人。种种事实表明，升学考试、学校招生录取、新生入学，正成为教育部门个别人中饱私囊的腐败高危点。
区区一个省，且只是单纯的教育系统，就有如此多的腐败分子，涉案金额如此惊人，由此足见当前中国教育领域腐败程度已经有多严重。然而，这则新闻引人关注之处显然并不仅在于此，经过高度概括、总结归纳出来的所谓“腐败三大高危点”是新闻的“题眼”，也理应是人们目光聚焦之处。严格来说，这还不够准确，因为这“三大腐败高危点”，不过是清楚地指出了教育腐败的高发地带，而倘若仅仅注意到这一点，显然还大有欠缺。
以往有关部门查处的案例表明，教育领域的腐败多集中在教育基建工程、采购设备器材、校园场地出租、文凭办证、乱收费、招生分配等环节上，“三大高危点”说到底，只是教育腐败众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之细分化。然而正是这种“细分”，让我们意外看清了教育腐败的渗透度和覆盖面。而这，究竟又给了我们怎样的警示？
现下，“教育不公是社会最大的不公”渐成社会共识。而透过教育腐败这“三大高危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教育界腐败分子广泛、深入染指的时段及区域——无论是学校招生录取，还是升学考试、新生入学，都将直接导致教育失去公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教育腐败高危点”之简单表述，未免太过轻描淡写了。道理非常浅显，升学考试尤其是高考，已成为“最后的圣地”或“最后一道公平的起点”，环环相扣，既而在招生录取、新生入学问题上也大做腐败文章，“圣地、净土不再”倒事小，而使弱势者连“最后的机会公平”也一同失去，问题可就大了。不幸的是，这“三个教育腐败高危点”似乎已将此种担心加以证实。
如此一来，“三大教育腐败高危点”一经明确，其警示意义就不能仅囿于给拒腐防腐、将腐未腐的教育领域人士提了个醒，使之加强自律、增强防腐意识或及时收手；也不能局限于给反腐败机构明确了工作、打击重点。既然其危害也已为我们所认识到，坚决予以打击就是必须的，紧接下来，还理应是针对这些腐败高发地带，进一步完善防范控制机制。
借用美国学者阿密泰曾说过的一句名言：“苹果总烂得检查筐子”。既然教育腐败总在这三个点发生，检查相应的监管机制是否有效（也即“筐子”是否安好），显然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与核心，这其实也是教育腐败真正的症结所在。
不难理解，职务犯罪从来是由权力失去制约引发的。以新闻中提到的桂林医学院原党委书记何某腐败案为例：其任该院院长期间，在本院招生录取时，多次收取学生家长钱财共计人民币3.7万元，录取了3名高考低分落榜的学生。而我们不难发现，其收受贿赂之所以能够得逞，盖源于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可是这一“自主”，其手头那点权力就有了设租、寻租的空间，这当然并不是说“给高校一定的招生自主权”有什么错误，但毫无疑问，这足以说明具体行使这个自主权的人，没有处在相应机制的监管、制衡范围内。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当前需要明确的是，对教育腐败以雷霆手段进行查处是必要的，不能光注意到了这“三个高危点”，而忽视了其他，比如，名目繁多的书籍“发行费”、学生“保险费回扣”等等，都会成为教育腐败新的“点”。这当然就要求反腐视野须尽可能放宽，并宽范围地健全监督机制，对相关制度漏洞及时加以修补、完善，使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无处不在，从而使腐败分子无隙可乘，欲腐而不能。想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总而言之，我们决不能容忍侵害社会公平的教育腐败毒瘤继续长期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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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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