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7月13日社论对“新生代民工”给出定义，其实“新生代民工”与老一代民工一样，打工都是为了挣钱，挣钱为了发展。在我看来，要让“新生代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当前亟须突破“三大坎”：首先，“新生代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个“坎“是技术门槛。关注民工“新生代”，就要关注他们的“技术困境”。二十年前，第一代农民工可以靠出卖苦力谋求生存，今天这样的工作岗位已越来越少。“新生代”的文化水平比第一代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即使有心摆脱出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次，“新生代民工”要融入城市社会，还面临着权益如何依法得到充分保护的“坎”。
理论上，“新生代”已经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和城里人公平竞争，也可以获得一样的劳动保障。然而，权益受损依然是“新生代”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除加班、欠薪这样的问题仍然困扰外，农民工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还不够了解，理解上存在着误区，有时甚至会放弃自己的权益。毕竟，在劳动关系中，农民工依然是弱势的一方。
再次，“新生代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坎”，和第一代一样，仍然是体制障碍。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即使不再像农民，也难以摆脱农民的身份。他们是干着工人的活，是农民的身份；农村没有他们的梦，城市却不能完全接纳他们。我是谁？何处是我家？这是“新生代”普遍面临的迷惘和困惑。在未来归属上，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他们只能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之间。由是观之，最棘手的问题依然是如何逐步打破体制藩篱，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给民工和城里人相同的身份和待遇。只有消除这样的歧视，“新生代民工”才能逐步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
笔者以为，加强对“新生代民工”的关注，让“新生代民工”普遍拥有的“城市情结”和人生追求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应是政府当前一项不可或缺的善治工程。
□黄春景（广州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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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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