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17岁的阿明所执行的广东省内第一份社会服务令就到期了。这意味着在现行法律修改前，他将成为广东省最后一个执行此令的人--社会服务令近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紧急叫停了(7月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同期，3年前即在探索社会服务令的上海、重庆等地法院，也在接到最高法院的文件后，不再探索了。
此前试行的社会服务令，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对被暂缓判决的未成年被告人或者被判处缓刑的青少年罪犯，责令其到敬老院、学校等公益场所，完成一定期限的无偿社会服务劳动的书面指令，其目的是更为人性地感化、挽救青少年违法者。而最高法院现在叫停这一新举措，原因却在于这个社会服务令目前无法可依。
近年来，类似社会服务令的司法创新还有不少，如暂缓判决、量刑答辩、先例判决、量刑请求权、无限申诉叫停等等，都热闹过一阵子。而这些改革举措，无一例外地发起于个别法院，目的都是修正现行法制的弊端；当然，它们也无一例外地突破了现有法律的规定。
抛开单纯的、合法或合理与否的技术性争执，围绕上述“司法改革”的讨论，其实共同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法官在面对不太符合“公正”、“情理”的理念，甚至与社会变迁格格不入的现行法律面前，到底应该大胆改革，还是应该死守法条？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抉择，特别是对那些时刻被强烈的“正义”、“良知”驱使着的法官而言。
在法律传统上，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或者说成文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或判例法系国家的法官不仅是法的执行者、还是法的创造者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明确立法和司法的分工，司法人员被视为严格执行法律的工具，不得擅自创造法律。法律史上，大陆法系的法官曾被形象地比作“自动售货机”，只要投进一定数量的硬币，它就自动吐出相应的货物。
与这一法理相应，我国法官法明确规定，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也就是说，如果把法律或者立法者看做“主人”，那法官就应是其忠实的“奴仆”。当某个法官强烈意识到他将要执行的法律已经不再“公正”、滞后于时代时，他只能屈从于权威的法律命令，并忍受精神上的煎熬。
这时，人们不禁要问，法官原本不是一项效力于公正的职业吗？如果只问是否“合法”而不问是否“正义”，那这样的法官岂不是反过来效力于不公正吗？
事实上，如果每一个“奴仆”都忠实地执行了“主人”的意愿，立法者的精神就能在社会上体现，法律所欲求的秩序也就可以达成。相反，由于每个人对正义这一抽象的标准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如若“奴仆”各行其是，那法律认定的“正义”就永远无从实现，社会就会呈现一派无法无天的乱象，民众也会失去预期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安全感。
所以，当法律和“正义”相悖时，反过来服从法律也是法律“奴仆”的义务与使命。
但法的正义性终将恢复。只是这种恢复必须经由立法者依照程序，修改已不够公正的法律，或者颁布新的、体现正义要求的法律。
也应看到，法特别是成文法的滞后性，永远是法治的局限或代价所在，新法一经颁布，就可能已落后于时代的飞速车轮。可以断言，绝对的正义只能是法的阶段性目标，而安全则是法的永久性目标。不过，如果把社会井然有序、人民各安其分也看做一种正义的话，那也可以说，法的正义和安全并不矛盾，甚至已经融为一体了。
还需强调的是，法官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职业，一味求新求变，其实正是“司法行政化”的不成熟表现；只有时刻捍卫法律的权威，才是法官最大的“政绩”、最完美的“秀”。即便是在法官可以创造法律的美国，法官也“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
这样说来，无须劳驾最高法院叫停，于法无据乃至违法的社会服务令，起初就不该“探索”，哪怕它初衷是多么的良善。
(作者系南方周末法治版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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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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