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深圳龙华一工厂20余名已婚员工致信媒体，称工厂不允许他们外出过夜，使夫妻生活难以为继。因此他们投书新闻界，呼吁妇联、工会、劳动部门能替他们讨要“夫妻生活权”。调查发现，这远不是一个企业职工的呼声，在外地来深务工的700余万人中，其实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成都商报6月30日）
这让我想起4月29日《南京零距离》的一则报道：今天早晨，南京某建筑工地的一名工人被发现猝死在睡梦中。前两天，工地上另一名37岁的工人也和陈某一样，在睡梦中死去。记者在该工地的食堂里看到，大锅里盛放的全部都是蔬菜，没有一样荤菜。据分析，这两位民工都是属于“过劳死”。
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报道其实有个内在联系：本来做为基本人权的夫妻性生活和健康问题，在打工者这里都成了一种额外权利，需要“讨要”，需要“呼吁”，借助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才可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才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在日益强烈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呼声中，这个无奈的现实提醒我们，真正实现社会化平等，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
之所以外来工“夫妻生活权”成为一种奢侈，民工“过劳死”让人讶异，在于我们的城市和管理者，还没把务工者当作一个普通的“人”来看待。城市打量外来务工人员的眼光是冷漠而功利的，在这样的眼光里，民工们不是作为具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而是一群最堪驱使的动物：扛大包，造高楼，献血救灾，民工们冲啊！而正常的发工资，加薪，享受高温补贴，滚一边去！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明明是享受民工劳动成果的城市，偏偏要扮出受害者的姿态：哪里被偷了，被抢了，杀人越货，赌博看黄碟，就马上会联想到民工。警察成了除“老板”外与民工打交道最多的人。而这些意识又在影响着公共制度的安排，很多针对外来工的法规应运出台，不许这不许那，官民一致地对民工实行人身辖制和权利制约。在城市眼里，吃饭干活，能够“活着”就是民工们的生存目标了，而不该是别的什么！
在这样的“城市恐怖”中，民工们注定只能分担城市的忧愁而无法分享社会福利。“过劳死”在人们的理解中，只属于精英分子和脑力工作者，谁会把他和民工联系在一起？“性爱权”？更会让某些人晕菜：原来民工也有这需要啊？而公共政策也在无限放大这种思维，所有的相关规定中，所有的人性化条款中，没有一条是考虑到了农民工的基本需求。
如果不是那位上书温总理为民工争取性爱权的女医生，她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外来工们大概还不敢大起胆子，为自己讨要什么“性爱权”。城市真的不应该再漠视农民工的人权了，不要喊着这保护那关爱了，只消把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还给他们，让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得象一个“人”，就是最好的关爱了！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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