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央视透露，政府还要投入资金加大社区医院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建设。这让我想起2003年非典突然袭来之前所讨论的医疗体制改革。
当时的改革，我听到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某某地方的某某医院被“卖”掉了。当然，这个“卖”字只是民间习惯叫法，在政府的官样文件里，称为搞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医院产权股份制改造。当时试点主要集中在乡镇卫生院，政府准备待试点成功后才在城市推广。到最后，每个城市只保留一到两家由政府完全持股的非营利性医院，以保证国民的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其余的医院全部成为股份制营利性医院，如此一来，医疗机构的市场化改革便大功告成。
不过，一场非典袭来终止了这个计划，面对牵涉面如此严重紧迫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政府突然发现一下子力不从心了。被“卖”掉的医院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条件听从政府的统一安排调度，投身到不计成本、不计回报的围堵非典活动中来。于是，政府从稳定大局着眼，停止了“卖”医院的步伐。如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透露，政府还要投入资金加大社区医院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建设。
政府这种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从“卖”医院到走回头路大包大揽建医院的做法，是没有认真总结研究非典事件更深层经验教训，以及在执政策略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和稀泥心态使然。其实，当初政府面对非典袭来，深感力不从心，并非是“卖”掉医院带来的恶果。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在自己的职能设计安排中，起始就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和体制，更别说由此建立独立于常规医疗机构的防控机构。
一遇非典这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便将其它常规医疗机构抓成救命稻草，强行摊派“政治任务”。把本应依仗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从容应对非典事件的稳操胜券斗争，搞成了在常规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防控机构之间拆了东墙补西墙，甚至妨碍了常规医疗机构医改进程的败着。
从实质上讲，应付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该政府一力承担的本分职能。这要求政府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刻应有清醒的认识，有相应的处理应对体制，建立防控机构。最关键的一点，国库中应划拨有充裕的财政预算以备不时之需，不再将这类意外损失以“政治任务”的名义转嫁到本该市场化的其它常规医疗机构头上。另一方面，常规医疗机构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与抗洪救灾中生产帐篷、麻袋的工商企业差不多，在行动上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高超的医德医技，服从政府统一指挥调度，同舟共济，争取胜利；但是，所耗损失，却该和政府来个“亲兄弟明算账”，由政府财政买单。
也只有认识清醒到这一个层次，政府才不会将当初防治非典不力的责任错怪到医院被“卖”的医改措施头上，才能重整旗鼓，将“卖”医院的医改措施进行到底，而不是像如今这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走回头路，得不偿失去投资建设什么社区医院。
(作者系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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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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