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陕西西安发生多起暴力袭警事件，仅5月26日至31日，短短6天，就有5名民警在执行公务中被打伤：26日，西安市未央公安分局民警张君诚在执行公务中，遭10多名男子暴力袭击，头部受伤，脑震荡；同日，西安公安交管二大队民警王忆澎在辖区执法中，遭中巴车司乘人员暴力袭击，左肱股粉碎性骨折……由此，“坚决打击暴力袭警的犯罪行为”，“保障执法过程中民警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等话题成为当地舆论关注的热点（《华商报》6月2日）。
毫无疑问，暴力抗法、公然袭击国家执法人员，是十分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给予毫不留情的严厉打击，完全是“创造良好执法环境”的当然之义。不过，讲到警察“执法环境”，仅仅突出“保障警察权益”“严打犯罪分子”这一方面，笔者以为，又并非事情的全部，因为很明显，执法不只是个执法者的单向过程，还有被执法者的参与，因此，除了执法者的执行环境，执法环境至少还应该包括执法对象的“被执”环境，才是完整的。
那么，我们的执法环境在“被执”这个方面情况怎样呢？同样是今天的媒体新闻，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17岁少年被数名交警围殴 生殖器被踢下身尿血”（《生活报》6.2），“甘肃平凉崆峒区派出所长打死村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兰州晨报》6.2）——当然，这也许只是“纯属巧合”，并不能得出必然结论，但是，一面是恶劣的袭警察，一面是警察无端打人，如此鲜明的对比、反差，难道就没有些许值得思考、玩味之处？
记得去年底，有人大代表在分析袭警现象的成因时，曾讲到一点：“社会对民警的宽容度不够”。为什么社会对民警的宽容度不够呢？如果我们承认这里所说的“社会”，主要是由绝大多数善良守法的公民组成的话，那么，这种对警察不够宽容的社会心理，显然就不能只归咎于“社会”本身——作为执法者的警察，他们在执法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至少也应对上述“宽容度不够”局面的形成承担某种责任。（《检察日报》04.12.21）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最近曾引发广泛讨论的几起“警察打警察”事件，都是警察、都是执法者，互相也暴力相向，这样的“执法环境”该怎么算？总不能也说是源自社会不宽容，或者缺乏“严厉打击”吧。
其实，所谓执法环境，本质上无非就是一种法治环境，而法治的核心、要义正是“规制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警察行使权力的执法环境，根基不在警察自己的用权（权力）环境，而在于保障执法对象权利的护权（权利）环境——只有这种保障越充分有力，执法环境才越和谐、可靠。当然，警察自身的权益保障和用权环境也很重要，但和公民权利比，它毕竟居于其次，是附庸性的，所谓“警民鱼水关系”，无疑，是先有“水环境”再有“鱼环境”，前者落实了，后者才有真正保障。
所以，面对“袭警频发”的乱局，追问“执法环境”，除了具体层面的“严打”“警察权益保障”外，社会法治、警民和谐意义上的大环境更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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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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