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最近完成一份有关大学生精神风貌的调查报告。调查数据显示，“经济型”“务实型”成为广东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的主导取向。与以往普遍存在“追星”心态不同的是，只有0．6％的人认为影视明星是心目中的“成功人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是目前大学生择业的首选；但是功利的心态并没有在择偶标准中显现，“人品个性”的选中率高达93．1％，位居各项之首。
这是一份让人高兴的调查报告，它用第一手材料向世人证实：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是健康的。一直以来，部分媒体为了自身利益而耸人听闻，放大个案，妖魔化大学生，这种以道学名义出现的举动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实上，当代大学生的形象并非那么不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报告，值得媒体反思。
但必须指出，这份调查报告也有瑕疵。报告一方面承认，“我省大学生受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还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又建议：“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观的教育，消除市场经济对高校学生的负面影响，弱化拜金主义、强化集体主义。”事实和逻辑有所矛盾。这种矛盾，部分地因为这样一个调查结果：“盖茨、保尔作为经济时代和理想时代代表的高校偶像之争，盖茨轻而易举地胜出。”报告并不认为盖茨不可取，但是显然，报告认为保尔更可取。盖茨的地位高过保尔这个信息，因此不免被认作蕴涵一些不那么正面的意义，而有提请有关部门警醒的必要。
这其实是庸人自扰。因为，盖茨的地位高过保尔，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盖茨固然是一个富豪，但他更是一个绅士，更是一个精神贵族——他不只在物质意义上富有，而且在精神意义上也富有，甚至更富有。他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与默林达基金会，并取得巨大成功。因为他的努力，非洲国家儿童各种疫苗接种率有了大幅度提高。他还专门拨出资金，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和青年人。他为印度捐款一亿美元，帮助印度人尤其是印度妇女预防和治疗艾滋病；他为博茨瓦纳斥资5000万美元，帮助该国加强初级保健系统；他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卡特中心捐款1000万美元，救助患病儿童和盲人。迄今为止，他已为国际健康事业捐赠250亿美元，占其全部家产的一半还多。不知有多少本来濒临死亡的穷人因为他的慷慨救助而绝处逢生，仅只疫苗接种一项，就已经拯救了大约30万个生命，在未来10年拯救的生命更将多达几百万。也就难怪《商业周刊》要称盖茨为“新兴超级慈善家中的王者”。
盖茨的伟大，不只表现于慈善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盖茨使人类跨入了互联网时代，而互联网时代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充满爱心助人无数的慈善大使，提升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层次的神话英雄，双重伟岸集于盖茨一身。人类并未因为盖茨的崛起而有丝毫损失，反而因为盖茨的崛起而受益无穷。通过自救而救人，通过自救而救世，这点上谁能够比盖茨做得更好？盖茨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最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为什么中山大学的调查报告不能完全理解当代大学生的这份最爱呢？问题应该出在价值取向方面。在调查报告看来，盖茨不过是个经济英雄而已，不过是个赚钱行家而已，他的存在意义，不过在于他吻合了当下市场经济的潮流。也就是说，报告的作者并不认识作为道德英雄、文明英雄的盖茨。单单一个经济英雄，单单一个赚钱行家，在偶像排行榜上自然比不过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彻底奉献自我的传统英雄保尔。对盖茨的崇拜因此便部分地蕴涵了功利的趋向，拜金的趋向，部分地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需要加以警惕，尽管在现实中这种所谓负面影响其实无足轻重。
由此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的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究竟是以保尔为最爱的纯净水式的即彻底理想主义的道德教育更重要，还是以盖茨为最爱的自来水式的即主要强调通过自救而救人、通过自救而救世的常人的道德教育更重要？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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