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某市从5月1日起实施当地出台的《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严管党员、干部和居民的人情宴请。此事经媒体披露，当头棒喝者众，或曰“铁腕背着法治走”，或曰“青天情结作祟”。这样的批评可谓义正辞严、一语中的，却同官员的铁腕一样，失诸简单粗暴。
应当承认，《规定》的出发点是光明正大的，“情为民所系”，意在移风易俗，解脱陷溺于请客送礼涡流中难以自拔的当地群众。像我这样出身于农村，至今在乡下仍有许多穷亲戚的人，对“人情胜似债，头顶锅盖卖”陋俗的弊害，对这些年因一些贪官污吏借请客办酒席敛财导致的送礼行情攀升而给普通干部群众带来的巨大压力，是有所了解的。我认为，当地党委政府是在急群众之所急，想办的是一件大好事。
问题是，有哪个官员实行铁腕时，不说自己的动机大大的好呢？嘉禾强拆民房，还有那些新开发区的强征农地，乃至明摆着是只顾眼前的污染项目上马，长官们没有不说他们是代表大多数群众长远利益的。历史与现实有太多经验告诉人们，“人治”或者说代民做主的“青天”之所以不可依靠，大体不外三条：一是贤人不如好制度可靠，因为人是会变的，也不可能永远是贤明的，今天他的决策是英明的，难保明天出的不是殃民的昏招；二是贤人太聪明，往往会将群众当阿斗，反仆为主；三是处于少数地位者的权利得不到起码的保障。
西门豹治邺，将惑民敛财的巫婆一干人统统投水溺毙，何等痛快！那样的人治佳话至今还在为一些人无保留地传颂。但我相信，当地官员毕竟是当代的政治精英，不会完全效法古人。他们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提出的“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瞧，在主要领导“三次严词批示下”出台的这个规定，是经过“认真调研和反复讨论的”，也曾在当地登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这作风还是“民主”的嘛，岂能斥为“霸气”？也不是言出法随，派人掀酒席，人家不是搞了一个《规定》嘛，也算依“法”行政了吧？然而，当地官员对“民主”、“法治”的认识也就停留在20年前中国的水平上。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帮助当地官员提高执政能力(包括帮助他们与时俱进更新“民主”、“法治”观念)，否则，他们就难以摆脱“菩萨心肠、霹雳手段”的陈旧施政模式。
请注意，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这个规定是以市纪委和市监察局的名义出台的。也就是说，它本来是“管”党员与公务员的。对党员与干部严格要求，对他们制定一些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针对性无疑是很强的，此前外省也有一些地级市搞过；“合法性”我看也无问题，党政机关根据上头的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守则这是当下中国的惯例。而市纪委、监察局的文件管到普通老百姓头上那就越界了。
对普通群众怎么“管”？在各乡(镇、街道)、村(居)委会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也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另增编制花纳税人的钱，多挂一块牌子亦无不妥。许多县、市、省级机关都有专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常设“文明办”)，既然设了这么一个机构，它就该做点实事，移风易俗是其工作内容之一。而移风易俗是春风化雨的活计，岂能用霹雳手段推进？移风易俗本质上应是社会自治的内容，只能采用民主协商、示范推广之类的手段。
最实际最具操作性的是，帮助群众建立扶困济危的互助组织。借请客行贿纳贿的不说，通常摆酒席无非两个目的：实的是婚丧、造房、升学等家政项目确实需要大笔钱，众亲友“赶人情”帮一把，礼尚往来等于有借有还；虚的才是借以显示主人的社会动员能力，让人不敢小觑。请客送礼的民间互助属性虽然部分已被奢侈靡费等不良因素异化了，但之所以人人叫苦却屡禁不绝，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当地何不放手发展民间互助呢？何不考虑怎样改革“农村信用社”，让它们名副其实，为普通群众排扰解难呢？
当地官员都是聪明人，也比我这样天天坐写字楼写字的人更了解社会实际。我相信，他们一旦放弃对铁腕的“路径依赖”，就会依靠群策群力拿出好多高明有效的真正能够移风易俗的好办法。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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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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