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火车站派出所部分警察长期和小偷结成一伙，在警察的默许下小偷肆无忌惮地行窃。此事被披露后舆论哗然。有人从铁路警察管理的特殊体制来分析警偷一体的原因，也有人说小偷得到警察的授权，就不能叫小偷了。
铁路警察的特殊管理体制不能成为其容易违法犯罪的理由，因为铁路警察同样有执法权力，同样得遵循《人民警察法》，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第二种分析说到点子上了，被授权的小偷确实不是普通的小偷，至于不叫小偷该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成都火车站那个小环境里，通过支付一定的成本，取得了某种行政许可。
公权力是通过法律和其他的正常方式授权的，哪怕是一个刚上岗的新警察，他同样取得了合法的执法权，因此他才能名正言顺地执行公务。在成都火车站里面，那些停留在法律文本上看起来摸不着的公权力，此时变成了可以触摸感知的东西。警察通过授权能够用强制手段维持秩序、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简单地说，在这个小环境里，每一个警察就代表公权力。那么警察一旦不打击违法犯罪，反而出租了或者说出售了这种权力而牟取利益，那么小偷的行为确实不能说是纯粹的偷窃了。
偷窃是通过非法方式窃取公私财物据为己有，偷窃行为的构成得有两个要件：一是它伤害了别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它被公权力严格禁止并可以追究法律责任。而在成都火车站，偷窃行为只具备伤害他人的要件，因为偷窃者通过出钱购买了特许权，用某位先生的“血酬定律”的理论分析，这些小偷们(还是沿用习惯的叫法，好在小偷并非一个法律上的名词)购买到“合法伤害权”。
这种“合法伤害权”一段时间内在成都火车站已形成了稳定的模式和行情，如进到车站行窃先要向值班警察交纳“入场费”，这笔费用可看成风险金，许多特许行业都有此类入门必付的费用，不管接下来小偷是否得手，这笔钱都得出，那么支付了风险金的小偷自然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压力。得手后根据偷窃的钱财多少和警察分成，这可以看成合伙人对红利的分配。如此看来，在很长时间内，成都火车站的警察和小偷是在合伙做买卖，小偷用技术入股，警察用手中的公权力入股。他们的股本、责任、经营管理方式以及收益分配已经规定得清清楚楚。有了特许经营权，小偷行窃时能不理直气壮吗？
这些小偷现在被捉拿归案了，当他们的行为被法律追究责任时，他们大概会感觉到很委屈，自己已经掏了不少的钱买到了行窃的权利，凭什么还要判我的刑？尽管这种购买方式是非法的，但人家买的公权力是货真价实的，至于警察应不应该出卖公权力，那是掌握公权力者内部的事情，你们为什么没管好这些警察？这也是同一案中，往往行贿者所负的法律责任比受贿者轻的缘故。同时，一部分警察没有征得向他授权的上级部门的同意，而是私自出卖许可权，当然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大概都面临着私自出卖公权力的诱惑，因为这种出卖的物品不属于自己，而收益却是自己的，这大概是世上最好的买卖。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现实，真正让公权力的运行透明公开，能被有效监督，使有权者不敢卖，不能卖，即使斗胆卖了也风险极大。而不是简单地树立道德楷模，企图以道德教化来管理好手握公权力的人。
(作者系《法制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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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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