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辨析几个概念：“文人”，“读书人”，“书生”，“士”，和“知识分子”。五个词汇中，前四个是中国的，提到“文人墨客”，“文人相轻”，我们联想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和生活方式，他们脱离体力劳动，终日作赋吟诗，玩弄瘦竹肥菊，有几分洒脱，带一点游戏，唐伯虎，郑板桥是其代表人物。一说出“文人”这个词，语气中就夹带了不是文人的人的羡慕或不屑，以及文人们的自矜。“读书人”似乎含有较少的或褒或贬的感情色彩，有的是农业社会中对学生的一丝淡淡的敬重。在这两个词背后的，是中国传统中以受教育程度作为指标的社会分野，站在“读书人”和“文人”对面的，是一个庞大的，没有机会接受系统教育的农民群体。“书生”这个词带有一点调侃和贬抑的味道，不必如文人般有某种风雅，倒少不了呆气，“书生气”就是呆气的代名词，好像徐克的电影《青蛇》里许仙那样，让白素贞和小青嗔笑说，“老实人呀，真是好相处……”毛泽东早年曾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自况，晚年又用“书生办报”来批判别人，其中况味，很是复杂，如何理解呢？大约是说，二十来岁，同学少年，该有点书生气，你们都中年了，还这样，就该打屁股了。“士”也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最初的“士”是一群游走于贵族和王室门下的聪明人，在科举考试制度化以后，特指获取了中高级功名的读书人，成为四民之首。如果“读书人”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文人”是他们中偏重于文学的一群人的生活态度，“书生”有点怜惜的感情色彩，“士”则更强调他们中的部分成功者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身份。“士”有了功名，就等待做官，成为“士大夫”，其政治意味十分明显。
古代的文人从政，就是从读书人变成士大夫的过程，这还得先从始祖孔老夫子说起。孔夫子生在东周春秋时代，但自认有殷商的贵族血统，因此，夫子一方面极重“礼”，一方面深怀大义，决心重新建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和政治制度，恢复天道。当其时，政治由贵族把持，孔子及其弟子要想实现抱负，首先要面对血统论的障壁。孔夫子终身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国君们接纳他的思想，一有国王要召见孔子，他就连滚带爬地进宫去，开讲他的时事政治，建国大纲。孔老先生向来反对做怪人和隐士，又不爱谈鬼论神，主张积极进取，但内心又深知“道”之难行，自己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偶尔居然生出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或向往唱唱歌、泡个温泉桑拿的散淡人生，这就不似职业政客，倒是文人的心态了。或许正因如此，孔夫子一生仕途并不顺，没有担任过什么较高的行政职务，在政治上并无建树。在《论语》中，孔子活脱脱一个亲切友好的教授遇上了悟性高的学生，间中还有不少个人化的连珠妙语。作为政治人的孔子和文人的孔子要自我和事君之间保持平衡，这一点孟子看得很清楚，孟子评孔子从政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暴秦灭亡，孔门平反昭雪，又重新向权力中心进发。这时候董仲舒不仅确立了儒学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更自他开始，开创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模式，确立了儒者与王者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儒者的独特地位及尊严。天下不能在马背上治，帝王家如今面对一个业已统一的大帝国，而又不能再用过去封王的方式来治理，的确是需要一群有理想、有办法、又有责任感的职业官僚来替他们管理的，而儒家的文人刚好是这样一群人。诸子百家虽是热闹纷繁，能肩挑重担的并不多。道家太消极，动不动就躲进山里；法家又太严酷，一上台就坑儒；墨子讲“兼爱”，孟子批他是“无父”；杨朱讲“为我”，孟子说是“无君”。孟夫子说来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平时侃侃而谈，却被墨杨的歪理气得不行，居然把他们开除出人类，骂他们“是禽兽也”。总之，治理国家的重任自此历史地落在了儒家文人的肩上，文人迈出了从政的第一步。
隋唐后，毁人不倦的科举考试日渐制度化，成为各路文人实现社会流动的首要渠道，帝国的所有官僚几乎都曾经是读书人。在一个日渐膨胀的帝国官僚体系中，从政的文人需要打交道的往往是同级和上下级的官僚。在现实中，大部分在碱水里泡三次又在血水里浴三次的科考成功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僚士大夫。这部分人中原本是地主的变成更大的地主，原来是田舍郎的寒士要加倍弥补，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官场上越混越油，党同伐异，玩弄权柄，但中国人的“孝”字倒还不忘，一切的努力就是为封妻荫子，鸡犬升天。带有点理想主义和浪漫气息的文人没有他途，也混迹其中，但不久就发现他们的命运总是不济。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成天对民主政体不满，骂来骂去，大家一怒，找了个腐蚀青少年的罪名，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苏格拉底服毒而死。不过这位先生幽默得可爱，临死前还平静地对柏拉图说毒性已经到了何处。中国文人在官场，文人憨直，官僚狡诈。文人与职业老官僚原本就不是一种思维体系和性情。屈原恐怕算是最早的中国文人从政的悲剧典型，忠君爱国之心可鉴，却逃不了政客的构陷，其遭遇是后世屡见不鲜的“迫害式”。迫害需要理由，但多半是假的，又不需要投票，所以屈原的内心远比苏格拉底悲怆。陶渊明是一个聪明的文人，一发现官场不如人意，干脆全身而退，只说是“田园将芜”，不愿意“心为形役”。好在陶令又是地主，提前退休回家去种花菊还有家底，这是“逃避式”。唐代从过政的诗人李白，白居易，柳宗元一直到宋代苏东坡通通仕途不顺，弄得白居易见到个退役的夜总会歌女都惺惺相惜，苏东坡更被卷入文字冤狱。其实不难理解，如李白般狂放不羁，白居易般体恤下层民众，苏轼一般心性澄明，他们与多数封建官僚政客终归不是一路人，可政治偏偏又操在官僚手里。
“知识分子”，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其最初的内涵完全是西方的，他们的出现和近代城市化有密切关系。在俄罗斯和法国，“知识分子”一词没有中国的“文人”和“书生”所包含的羡慕、怜惜和戏谑的感情色彩，更强调的是受过教育的人群的独立姿态和批判态度，一种凝重的社会责任感，而又和“士”的天然官僚性迥然不同。“知识分子”与政权和社会现实则始终处在一种不满、对立和批判的地位上，典型例子如沙皇统治下的十二月党人。中国近代引入了“知识分子”一词后，将其在西方的批判色彩逐渐消减，变成中国原有的文人、读书人、书生的同义词，但凡受过一定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成为“知识分子”。
但是，学者们还是注意到了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并不断试图寻找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上海学者许纪霖教授和美国的华裔历史学家张灏都曾经不约而同地将“第一代”的桂冠送给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1890年代士人群体，台湾的历史学家张朋园也将1898作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起始年代。主要理由在于康梁一票维新党人一改世世代代做忠臣顺民的形象，变成了主动发起政治运动，积极表达诉求，促成变革的新兴力量。这里潜藏的判别标准，正是士与皇权的互动关系，在1890年代，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中下层士人为着国家危急挺身而出，由下而上造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康有为与过往读书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一个下层儒生的边缘身份横空出世，杀入宫廷内帏政治，以近乎偏执的勇气，冒着杀身之祸推进维新运动。
中国近代文人好不容易变成了有点现代味道的“知识分子”，但第一代的核心康南海先生除了擅长组织运动外，一旦真正从政，就被打得丢盔弃甲，还赔上亲兄弟的性命。从思想上，康有为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框架，他试图重新阐释儒学以证明维新的合法性，然而，在儒学已经衰微的时代，给孔子穿上改革的新衣不论在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没有太大价值。在正统的士大夫眼里，康有为的思想完全是一派邪说，1888年，在北京参加乡试并借机从事政治活动的康有为求见多位高官被拒，一名与康氏有交情的士人对“发大言”的康氏直言道，“子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可耳”。外交家曾纪泽评价康有为是“托名西学，希图利禄”。大学士徐桐更将康氏求见的信函原书掷还。在社会上，康有为关于孔子改制的学说并没有多少回应，而郑观应论述具体变革策略的《盛世危言》却印行了十万部之多。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弟子梁启超对于康有为学说的学术贡献评价并不高，梁启超毕竟年轻，看出儒学已入颓势，任你如何折腾，也弄不出新玩意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维新运动领袖和第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康有为，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甚至也不如体制内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职业官僚如张之洞等人。当康有为试图以佛学来批判现实世界的苦难时，张之洞却以坚定的正统儒者的身份批驳佛道二家。当康有为在作于1901年至1902年间的《大同书》中梦想在国际公法的基础上建立大同世界，实现全球裁军的时候，张之洞早在1898年的《劝学篇》的《非弭兵》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
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可为恃，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钧角勇，勇钧角智，未闻有法以束之也。
对国际公法的迷信，后来者如胡适也犯过，看来都不如张之洞老辣。在行为方式上，康有为则更加带有“书生气”的特点，不是一个思维冷静缜密的现代知识分子。陈独秀批评中国文人有“急性病”，康南海先生该算个典型。康有为本人以圣人自居，在北京的早期政治活动已经带有急功近利，浮躁冒进的色彩，多为同代士人诟病。而维新活动更被康有为当成了他与他所忠诚的皇帝之间的一场理想主义的冒险计划，以致于他和冲动的皇帝可以连续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内发布一百多部注定无法实施的变革诏书。与康有为有交游的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曾经打比方说，康有为联合光绪搞变法，就像用大拇指与小拇指相交一样无力。康有为的上书中曾经充斥对慈禧太后的阿谀，后来却又欲除之而后快，归根到底，康有为的行为动机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想挤进统治核心，圆一个辅佐君王的梦，其思想动机，其性情气质，其一以贯之的忠君思想与历史上的儒家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彻底决裂。
1905年，科举制度最终废除。到了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好歹算是和传统文人拉开了距离。胡适之在美国从康奈尔读到哥伦比亚，获得博士学位。早年积极参加美国的政治集会，深谙美国政治运作的精髓，在哲学上又号称秉承杜威的实验主义，很是新潮。沧海桑田，拜时代进步之赐，这一代现代学人终于不用去靠为帝王当管家和家丁糊口，而可以在学术界和大学里找到位置，并且独立地推动中国文化的重建。得此良机，再加上保守的天性，胡适之先生晚年自称“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甚少参与实际政治”。“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胡适想保持不从政和作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但并不容易，他的学生唐德刚先生也批评说，在民族危机、社会矛盾空前严重的时刻拒绝“主义”和意识形态，而一味倡导冷静的考据、容忍，空谈“自由”，是脱离时代的迂阔。更大的悖论是，这个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先生其实“骨子里是个理学家”，更不能摆脱政治对他的纠缠。现代中国，终归要迫使文人做政治选择，不论你感兴趣与否。
胡适甚少参与实际政治，另一位留在大陆的大文人学者郭沫若，算是太参与了政治。郭老是大知识分子，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但是个性和气质也还是旧式文人的，他与胡适的冷静有天渊之别，与鲁迅的外冷内热也不同，像是个狂热的大火球，“要把日来吞了”。郭老似乎向来对政治充满狂热，他以诗人、学者的身份，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文化官员，位阶还不低，不过他对蒋介石这般粗人是不感兴趣，但一碰上博古通今的毛泽东，立刻崇拜得不行。郭老在新中国的政坛混得如鱼得水，恐怕是“五四”遗老中绝无仅有的。郭老把自己的过去一并否定，任何的政治运动，郭老都步步紧跟，率先以诗歌表态，“大快人心事”什么的，从不失误扣分。后人难免嘲笑郭老在政治的漩涡中失了原则，想不到中国文人的老毛病，都是有对强人的崇拜狂和自虐狂的，郭老的一味歌德，说到底不是职业政客的首鼠两端翻云覆雨，还是文人的进退失据。政治这碗饭本不是这才子吃的，偏要去搅和，结果累及身后名，堪称“搅浑水式”。文人从政，还要提一位人物：周作人。这位周二先生也曾是新文化闯将，后来变了逃避式的苦雨斋知堂老人，老人曾声称读了中国历史，对人类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希望，他想求佛求道作个自了汉，乃至连日寇入侵也作壁上观，但日本人却不让他逃，定要拉拢他，他居然也就当起像模像样的汉奸官僚，这下从政是从了，可惜错了地方。
当代“逃避式”的典型，首推沈从文，沈先生在寂寞中得以自保，还留下《中国服饰史》这样的巨著，算是奇才在乱世的奇迹。后人又叹沈先生可惜了一枝妙笔，却不能续《边城》的余韵，其实他能够存活，而不像老舍和傅雷一样自戕，已是民族之幸。等到尘埃稍定，向来素朴淡静的沈先生，亦可问心无愧继续保持自我，不必如巴金一样急于忏悔。而动不动就“眼泪掉下来”的巴老，其实也是文人的老毛病——感伤和狂热交织，在中国政治的迷宫中，不被拖进去碰点壁才怪。
如此来看，中国文人们从来以苍生为念，忧国忧民，但与政治毕竟是两套思维。在现实政治中，既缺点职业官僚的经验和手段，又少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冷静、独立和批判的勇气。在迫害和拉拢，逃避和参与，生存与尊严，政治与宗教的泥水坑中摔来滚去，有人虽然可以事后拍拍满身土，自嘲“毕竟是书生”，但免不了一身的痛。本已窘态毕现，而又总有年轻的新锐逼将过来问：你们为何不忏悔！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孔飞力教授从局外人的角度一语道破其间的尴尬：“（中国的）精英教育至少有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训练人们去关注国家决心不让他们参与的事情。”胡适聪明，早就一语道破“儒”字原就是个“懦”字。书生也好，文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与政治的关系有点像他们的祖师孔夫子批女子与小人所说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横竖是摆不脱又过不好，真是“为难养也”！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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