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行贿自首，掏鸟案量刑公平问题再起波澜

　　文丨令狐卿（搜狐特约评论员）

　　河南郑州大学生闫啸天与朋友王亚军，在2014年夏天爬树掏鸟窝，掏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雏并售卖获利。去年5月，闫啸天被判处十年半有期徒刑，上诉后，新乡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今年4月26日，中院驳回闫啸天父亲闫爱民的再审申诉。

　　这件案子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焦点在于犯罪的事实与量刑之间是否适当，有人将其总结为“量刑过重还是依法办案”。闫家与王家在经过一个完整的法律过程后，发现已经无法凭正常手段来挽救畸重的量刑问题，进而采取了激烈的手段，试图扭转局面。

　　闫爱民与王亚军的父亲王不井5月10日到新乡市检察院自首，坦承在该案中曾向某些公检法人员行贿。他们的“救命稻草”是，相关法律条例规定，如果案审期间，办案人员有行贿受贿现象的案子，必须发回重审。两被告父亲希望以自我牺牲扳回重审机会。

　　怎么看待两位父亲的举动？他们的行贿事实尚有待检察机关认定，但就其观感而言，是很难让人生恨的，反而是激起同情之理解。法律条文如何规定固然是白纸黑字，但刑期的裁量是否就没有商榷余地？刑罚如何在法律与人情之间仲裁，都值得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闫爱民与王不井投案自首时，交代的行贿总额是5万元，行贿一名公诉人的是3万元，按照最新修订的司法解释，3万元恰恰是官员够得上受贿罪的最低标准。而在之前，这个标准是五千元。闫家与王家近似自伤的举动，就是要表达调整量刑诉求。

　　根据经济犯罪的量刑调整，入罪的起点从5000提高到3万，3万至20万，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十年以上徒刑的起点从10万上浮为300万；2000万至1亿，无期；1亿以上，一般不判死刑立即执行，可判处死缓。对官员的轻处，与掏鸟案中重判平民形成对比。

　　掏鸟案中事实简单清楚，量刑畸重是否得到足够的重视，有没有考虑轻判的因素与事实，也都是舆论一直在记挂的方面。撇除案子本身而言，同样是十年以上徒刑，经济犯罪的起点可以从10万上浮到300万，闫啸天他们是否就不存在任何从轻量刑的余地？

　　单纯的案件判决从轻还是从重，似乎都是有法可依；然而，当不同类型、分属不同阶层的被告被同一部刑法规训时，量刑的公平公正问题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也就特别需要令人信服的裁决，来平衡案件的差异与量刑的悬殊。掏鸟案肯定不会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要求的案子。

　　这种比较绝非牵强，自从闫爱民与王不井自首，就把经济犯罪这一量刑调整的现实带入了掏鸟案中，两种反差极大的量刑标准如何自圆其说，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等于是说，掏鸟案最近的波澜与进展，照亮了量刑体系中那个低调不宣、社会又特别想知道答案的部分。

　　具体到闫家与王家，不顾潜规则，交代行贿事实，已经是这两个平民家庭可以押上的最后一粒筹码。其代价或许是继儿子之后，父亲以戴罪之身自求牢狱，这种非常之举动，可谓惨烈。也正因为这一点，它将量刑公平性这个命题衬托得愈加刺目，求解愈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