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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为创文明城市限制拖拉机进城 瓜农含泪抛售
南京为创文明城市限制拖拉机进城是否合适?
1、拖拉机进城是否不文明?
不文明,影响市容。
拖拉机进城方便了群众。
说不好。
2、这样做是否侵害了农民利益?
侵害了农民利益,伤害农民积极性。
这样做也是为了城市的文明。
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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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素质是个十足的伪问题
作者:赵 牧 来源: 凯迪网  Star.news.sohu.com 2005年8月11日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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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政协有个代表叫张惟英。2005年初,她在北京的两会上以首倡提交了“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提案在中国暴得大名。

  很多网民愤而反问:你张惟英的素质有多高?

  张惟英的素质原本不是“问题”。因为公众以前根本不知她是居然也是人大教授,还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哩;现在可好,大家都知道了,尤其是知道了她的后一个身份,结果她的素质也由此成了要命的问题——张惟英的素质如果很糟糕,是否能代表公共利益?

  张惟英的素质如何可作为个案研究,暂且放下。下面要谈更有普遍性的问题:在理论上应该维护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实中究竟做得如何?如果他们做得很差劲,又与他们的“素质”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下面就从近来几个露了大脸的代表、委员的言行实录中品品他们的素质:

  在北京,有个“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董事长叫安庆衡,安庆衡还有个头衔“北京政协委员”。这安委员参加2005年北京地方的市政协会,最关心的问题会是什么?又会站在什么立场谈论自己关心的问题?

  谜底确实简单:汽车大亨念念不忘的当然是汽车工业,关心的肯定是能不能赚钱。如果不这样反而不正常了。

  2004年下半年,轿车市场价格“雪崩”,许多市民关心车价何时见底。市政协会上有人就此向安委员咨询。

  作为业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安委员回答自然有分量;不过,他的话“权威”么?有些中国记者的水平真是很低劣,在《娱乐信报》记者的眼里安委员的回答竟是这样的:安“自然成了这一问题最权威的回答者。”

  那么看看安委员是如何回答“今年车价还能降多少”。1月24日,在市政协科技界小组讨论会上,安委员自嘲说:“降不了多少了,再降就赔了。”

  轿车既是商品经济中的一个商品,能赚钱自然有人去制造销售;赚不到钱,你就该关门或倒闭,这与消费者——公众的利益无关。所以,作为涉及广大的消费者利益的话题,可以断然说,这同时是商人的安委员是不可能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谈论汽车价格的,公众根本不要妄想他能为消费者说话。所以,他的“权威”当不得真,他的权威只能是了自己的利益而展示。

  在这方面,房地产大享任志强坦率得多,他说房地产就是要满足最富的群体,作为商人,他根本不会考虑无房住、买不起房的人。这个任志强也当过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现在也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

  你说在汽车和房地产领域,这两人在其业内属于“素质不高”之人?这种可能性显然很小。这类“人大代表”或“委员”的提案几乎三句话不离本行,而且几乎不可能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发言,这与他们的“素质”高低其实关系不大,而与他们的利益关系大极。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现成案例。《南方周末》报道说,有个地方政协委员年初递交了这样一个提案:呼吁政府“发展规范‘酒后代驾’”。这个委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案?

  原来,此人在2002年1月15日晚和几个朋友聚会喝高了。他就把车停在西单胡同里,打车回家,结果第二天发现车被盗了。他说:“其实当时要能找着‘酒后代驾’的也许就不会丢了。”

  身为政协委员知道且遵守酒后不准驾车的法规,“素质”相当不错了。

  有人质问:“这样的提案值得拿到‘两会’上讨论吗?”这事值得一问。不过,这也没问到点子上,真正要害是为什么这些“代表”、“委员”的言行会围着自身利益转?这样的“代表”和“委员”比例有多大?如果很多,公共利益和公众的呼声如能能得到强有力的传达和维护?

  由此可知,“素质说”其实是个十足的伪问题。实质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元问题”上来: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的?政协委员是干什么的?

  政协委员是干什么的?这事琢磨了很多年,还是不清不楚。但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的,至少理论上还是清楚的——“人大代表并不是一种荣誉,而是肩负着讨论国是、为民立言的职责。”(沈宝祥语)。

  现实情况如何?还是引述《南方周末》的报道:有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他观察,这5年来有一些代表甚至没说过话。

  与赤裸裸亮出自己观点立场的任志强、安委员、北京“高素质代表”张惟英之流相比,你如何评价这些既无政见,也不质询,远离决策,不行使代表权的“哑吧代表”?

  发言的能力是 “代表”的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能力。那些公然不代表公众利益的 “代表”,公众很容易知道他们的真面目,倒是这些哑吧代表在代谁都不清不楚,他们的“素质”(能力)也因此成了问题,这是不是更糟糕!另一个问题自然而来,这些尸位素餐的“代表”,怎么就成了人民的“代表”?是什么机制把这些“素质”都成问题的人弄成了代表?

  在这样的追问中,“素质”说才有点实际意义。下面这事倒也算难得一见的积极案例,可供一举。

  在2005年地方“两会”中,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高明伦因“法律知识有限”和“人大和科研两项工作无法兼顾”,辞去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

  且不考虑这事背后有无其他隐情。仅就新闻提供的信息而论,一个省人大常委敢于自白“法律知识有限”,敢于自白“无法履行常委职务”,确实难得,确实可赞。这也算是个实实在在的素质问题。然而,这事最终还是要回到上面那个“元问题”:到底是什么机制,让一个素质(法律知识有限)不符合、不能履行常委职务的人当上常委的?

  所以,在我看来,“人大代表”也好,“政协委员”也罢,脱离了其产生的程序合理合法性,无论从什么角度谈素质,都是不着边际的扯谈。

  便说提一笔, 2月初有新闻报道,今年,中国将有18个省区市的30多万个村民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占全国村委会的一半之多。也就是说,半数中国农民都将经历一次选举,选举自己的村长、乡长……

  中国农民真能通过选举来选村官,这绝对是个好消息。如果官不能通过选举产生,那么 “人民代表”不是假货就是样子货;官都能选了,“代表”的资格疑问就不成为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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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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