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斌事件中，为什么会有不少人同情他？原因之一，在于其行为迥异于过去被查处的贪官。他收取钱财，大多用于扶贫济困。钱款的“公益”用途，使其行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道德正当性。相比那些“公器私用”的腐败分子，余斌的“贿款公用”很容易赢得公众的好感。因此，才会有人说，余斌是现实条件下的“清官”，对他的处罚，虽合法理，却不合情理。
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既合法理，又合情理。
先说法理。刑法之所以将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设定为犯罪，为的是维护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督促他们廉洁从政、奉公守法。因为缺口一开，轻则财利受损，重则纲纪崩坏，必须防患于未然。而受贿罪的本质，就是权钱交易。
当余斌从他人手中接过贿款，其行为就已侵犯了国家的廉政制度。作为工程招标监察工作的负责人，他显然知道，这是一个“寻租”行为猖獗的领域，投机取巧者通过金钱博取机会，往往意味着奉公守法者失去机遇。
至于“交易”完成，受贿人如何处分用“权”换来的“钱”，改变不了权钱交易的本质。与盗窃罪、抢劫罪一样，受贿罪也是结果犯，钱财一旦易手，犯罪便告既遂。如果我们把赃款用途作为判定行为是否犯罪的标准，必然给司法认定带来极大混乱，就是放纵所谓的“侠盗”们“劫富济贫”，就是鼓励以目的之正当性，为手段的违法性辩护。因此，认定余斌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理所当然。
再说情理。如果说法理是法学家们在理性思考后，得出的符合法律逻辑的理论结晶。
情理则是大众心理的反映，是法理存在的基础。司法审判自然不能只是法理的机械适用。
按照一审法院的说法，“赃款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但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相对于最后认定的受贿金额以及所获刑期，对余斌显然是较轻的处罚。
如此量刑，正是法院对被告犯罪动机加以充分考虑的结果。虽然动机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却是影响量刑的因素之一。按照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对犯罪者的处理应是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余斌把受贿得来钱款做济贫之用，属于主观恶性较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类型，对他的处罚，自然可以酌情从轻。可即便所得钱财已做“公用”，但行为是犯罪，所得即是“赃款”，理当被予以追缴。
认真审视余斌案，不仅仅是为探讨该案折射出的法理、情理之关系，回顾司法机关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更多是想唤起公众的法律意识，提醒大家在法律规则之内思考问题。余斌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自己申辩，可作为政府官员，钱财的取用之道，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客观存在的现实困境，绝不能以非常手段解决。毕竟，公众需要的，是依法行政、良性运行的政府机构，是恪尽职守、遵纪守法的人民公仆，而不是剑走偏锋的“另类清官”。
□何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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