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民众、媒体出于朴素的情感，呼吁立即取消收容遣送制度。法律家们按照理性规则，在法律的框架内和平地采取着行动——上书国家权力机关。在一波又一波的呼吁浪潮中，一些管理阶层的人员发出了微弱的质疑——废止这一制度，城市的治安如何维护？我相信，除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们，管理层的这种忧虑是真实的，他们的用心也是善意的，也是似乎有根据的。因为根据统计，城市犯罪人员中，三无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普通市民，这是一个事实。然而，这种忧虑可以成为维持这一制度的理由吗？
太阳底下无新事。让我们来看看西人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200多年以前——已经很久远了，一位黑奴被从非洲带到了伦敦。在那里，他伺候主人近两年，潜跳了。主人抓获了他，给他戴上铁镣。事件被交付给曼斯菲尔德法官——英国法治史上一个界碑式的人物。全国都关注着这一案件，因为当时在英国有约15000名奴隶，每个奴隶价值50英镑。如果奴隶们都获得自由，奴隶所有者们将损失7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法律并没有禁止奴隶买卖。曼斯菲尔德法官这样判道：
奴隶制度的状况是如此丑恶，以至除了明确的法律以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支持它。因此，不管这个判决造成何种不便，我都不能说，这种情况是英格兰法律所允许和肯定的。因此必须释放这个黑人。……每个来到英格兰的人都有权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不管他在此之前受过何种压迫，他的皮肤是何种颜色。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
15000名奴隶成了自由的人，尽情地呼吸着英格兰自由的空气。
禀承英国自由和法治的优良传统，英国当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在其法官生涯中，一再阐明这样的立场：
宪法不允许以国家利益影响我们的判决：上帝不让这样做！我们决不考虑政治后果；无论它们可能有多么可怕：如果某种后果是叛乱，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天塌下来，也要实现公正？让我从知识论方面来简要地谈谈这个问题。
只要不是狂妄自大以至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面对茫然无际的宇宙和不可确知的未来，人们时常茫然无措——人类是深可悲悯的一族。如果确实存在无所不知的人，人类也许可以获得永久的解放。我们只要听命于他——因为他无所不知，他就会带领我们游向幸福的黄金彼岸。声称无所不知的人，声称掌握世界和人类发展最终规律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人类鲜血淋漓的发展史一再证明，他们是骗子。正是因为知识的有限性，当一个社会出现重大利益冲突时，无论经济学家无何测算，无论哲学家们如何导引，人们都不能确切地知道，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举措可以为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上帝虽然造就人类，但人类永远不可能掌握上帝的秘密。
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行动的盲目性，人类只能在黑暗的宇宙中，盲目地摸索。在漫长的摸索过程中，西方人总结出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公正等一系列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价值。它们有如暗夜里的北斗，导引着西方人乃至全人类奋然前行。很长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对人类来说至为宝贵的基本价值，在我国被妖魔化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东西。然而，西方的发达史已经实际证明，这些被西人视若神明的基本价值，不仅没有带来动乱和落后，反而带来了人的总体解放、社会的普通繁荣和国家的长期稳定。英格兰的天没有塌下来，美利坚的天也没有塌下来……。
正是出于对共和国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的反思，“依法治国”被作为基本国策纳入了宪法，法治、人权、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正在令人欣慰地悄然复苏并茁壮成长。
就眼下这个收容制度而言，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取缔这一制度后，城市会不会更加混乱？我们同样不能确切地知道，维持这一制度到底能不能带来全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一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如果农民不能幸福地生活，如果农民失去到城市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如果在城市之外广漠的田野上，到处游荡着愤愤不满的无产者，城市的孤岛能够稳定吗？我们能够守住这个孤岛吗？我们凭什么守卫？警察？枪枝？收容所？假如这些真的可以带来城市的稳定，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稳定？毕竟，他们与我们一样，享有自由、平等、人权；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毕竟，上帝不让这么做！
丹宁勋爵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警察权力可能被滥用，而且如果这些权力被滥用，就没有任何暴君比得上。它会导致这样一种状态，即警察没有法律许可就可以逮捕任何一个人，并把他关进监狱。它会导致令人厌恶的盖世太保和警察国家。它会导致逼供和对公众是一种嘲弄的审判。
孙志刚事件清楚地证明，这种状况已经出现了。怎么办？ 我以为，不管废止这项制度会造成何种不便，宪法必须执行。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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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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