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酷刑,总是与野蛮、愚昧、疯狂联系在一起,它是人类灵魂中隐匿的罪恶的疯狂宣泄。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文明与酷刑的关系,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问题:文明的发展,到底能不能从根本上阻止这种隐匿的罪恶的宣泄?
在人类历史中,基督教的兴起、传播与发展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圣经》到历代基督教哲学家的诠释,形成了一套宏伟的基督教哲学体系。直到今天,这一体系仍然焕发出无穷的活力。而这一体系落实于世俗世界时,在国家建制与教会中衍出了一条文明的脉络。
然而,在人类酷刑史上,基督的至善却一度不仅没有守住人类文明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反而放任人间教会,以最野蛮、最下流的手段,在上帝的名义下施行最残暴的酷刑。欧洲中世纪的酷刑史就是基督教会的酷刑史。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使酷刑的施行有了完全合法的执行机构,以上帝的名义,更使酷刑成了绝对正义的行为。
在《思想自由史》中,伯里把中古时代视为“理性被禁锢的时代”。他说:“基督教被禁止的二百年中,基督教徒都主张宽容,他们的理由是,宗教信仰应该是自愿的,而非可以强制的事。及至他们的信仰成了有势力的教条,又有国家势力作其后盾,他们就舍弃这种见解了。他们极力企图将人们对于宇宙神秘的意见造成完全的一致,并采取一种切实的压迫思想的政策。”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一种新生的思想势力,在旧的政治专制环境中受到压制,于是不得不奋力争取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然而一旦它在国家制度的庇护下取得合法地位,甚至渗入新的政治制度之中,它便抛弃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转而企图运用一切方式推广自己,并且压制其他思想,甚至制造各种恐怖,造成新的思想一统的局面。从主张宗教宽容到设立宗教裁判所、残杀异教徒,基督教会的逻辑是,它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是惟一正确的解释,它是惟一的绝对真理。上帝以他全知全能的至善守卫着世俗人间的精神与灵魂,而教会则以上帝的名义消灭异教徒的肉体以消灭异教思想——有的异教思想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有的甚至仅仅是对圣书的不同解释。及至新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家依然只不过是以他们的权威代替旧教会的权威。他们拥立圣书的权威代替教会的权威,只不过圣书必须以路德或加尔文的解释为准而已。只要存在宗教不宽容,只要存在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的思想专制,对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扼杀就难以避免,以真理、上帝的名义通过消灭肉体来消灭精神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就难以避免。
宗教裁判所对人类文明、对人道主义的罪行罄竹难书!在“斗牛士民族的迷失——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一节中,布瑞安·伊恩斯写道:“曾作过多年的宗教裁判所书记的罗伦特估计,在1481年到1517年间,至少有一万三千人被活活烧死,八千七百人的塑像被烧掉(这说明他们在这之前已经在监狱中被勒死了),一万七千人被宣布有罪而遭受各种刑罚。他还推算,“从1481年到1508年,仅在西班牙就有总数三十四万一千零二十一人被宣布为有罪而处死”。被处死的人,往往只是因为一些小小的冒犯,比如以便宜价卖出贞女玛丽的塑像,用十条戒律装饰自己房间里的墙壁。在宗教宽容与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因为一点“罪行”便被推上火刑柱的历史,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而宗教裁判所对以烈火消灭异教徒的肉体的合理性有一种顺乎逻辑的解释。《人类酷刑史》中说:“这些火刑的处死方法是有逻辑依据的,异教徒在他们的头脑中装着不可接受的思想,并且通过身体的行为宣传这种思想,但是他的永恒的心灵却未被腐化。这同样也适合那些认为被魔鬼或他的宠臣所掌握的人。因此,可以说,惟一解救异教徒使其在另一个世界中不会遭到上帝的惩罚的方法,就是毁掉他被腐化的身体和头脑,这样就能把他的心灵放出来,使心灵自由,净化一切罪孽。”这样,无论再惨烈的酷刑,再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罪行,都被披上了一层光辉的神性外衣。烧死一个人,竟是为了“帮助”他净化罪孽,获得最终的救赎!这样,酷刑不但获得了世俗的合法性,而且获得了神性的合法性。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有著名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主教把再次降临的耶稣投进监狱,对着耶稣做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陈词,主教在旷野的煎熬中,以上帝的名义皈依了撒旦,最终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制度并把民众驯服为温顺的绵羊,于是一种完美的心灵秩序在广场的火刑架面前建立起来了。主教甚至坚信,只要他一声令下,民众便会在烧死耶稣的火刑柱前面欢呼。这样,陀斯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一个秘密,即基督教会实质上已经是撒旦王国,主教代表的不是上帝,而是撒旦。上帝的全知全能的至善,在俗世宗教裁判所那里,变成了使用酷刑、消灭不同意见者的肉体的工具。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以令人发怵的笔调描写了宗教改革先驱加尔文对塞尔维特施加火刑的惨景。塞尔维特仅仅是对《圣经》持与加尔文不同的解释,便被加尔文送上日内瓦的火刑柱。茨威格写道:“当火焰在塞尔维特周围腾起,他发出的叫声骇人之极,许多旁观者转过脸去,不忍看那可怜的场面。浓烟立时笼罩那扭曲的身体,然而极度痛苦的叫声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一声尖叫的哀求:‘耶稣,永恒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与死亡的搏斗,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而后烟消火灭,在灼热的灰烬上面,靠近烧黑的火刑柱,留下一堆漆黑焦糊、令人作呕的团块,一滩恶心的胶体,早失去了人形。”而加尔文则躲在一边,直到下一个星期天,仍然披上法袍,向会众宣扬他的伟大功绩。
在文明的薄膜下面,罪恶的潜流始终在不断地潜行。任何高远的理想,一旦成为惟一的道德理想,并且借助强力推行,便只能导致罪恶在高尚的名义下公然发生。